如果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于传记的态度还算不上是厌恶，那么她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是非常矛盾的。尽管传记激发了她对人类本性的兴趣，但她却对这种文体略有不屑。她曾经坚称传记作家只是手艺人，而不是艺术家。尽管她本人也在他人的要求下替兼为评论家与画家的RogerFry写了传记，但是她在自己的日记里承认那部传记是一部糟糕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弗吉尼亚.伍尔夫毕竟是的LeslieStephen的女儿。后者编著了长达26卷《国家传记字典》。
　　
　　伍尔夫曾经说，父亲的这部巨著不仅熄灭了她弟弟Adrian心中的激情，也给她自己的内心带来了一丝扭曲：“如果没有这部对英格兰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专著，或许我不会如此聪明，但是我可能会比现在更为沉稳。”伍尔夫写讽刺性传记《奥兰朵》的部分原因正是想给出自己的回击。在《奥兰朵》充满讽刺意味的前言中，伍尔夫刻意模仿了那些抱着一本正经的态度进行艺术创作的人才会采用的鸣谢方式。
　　
　　但是如今，伍尔夫却已经被传记包围。几乎每一年都有一部有关她生平的新传记作品面世。第一部关于伍尔夫的授权传记是由她的侄子QuentinBell在1972年写成的。这部传记虽然为读者提供了了解伍尔夫个人生活的捷径，但却缺少对于她作品的批判性分析。女性主义者因此批评说以这种方式书写伍尔夫传记其实是对伍尔夫的一种去政治化。从那以后，伍尔夫被描绘成了多种不同的形象：女同性恋者的英雄、儿时受暴的受害者以及遭受精神疾病的案例。如此一来，伍尔夫的生活被呈现得十分复杂，简单地将她看成是一个对于私人、内在、女性空间等主题的探索者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这一点在HermioneLee1996年出版的伍尔夫传记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这部传记中，伍尔夫被描述成了一个机灵而又热切的生活观察者，一个对正义缺失现象极度关注，因而也是高度政治化的一个女人。
　　
　　JuliaBriggs更加深入地发展了这个书写伍尔夫的视角。这使得她一进入伍尔夫传记写作这个人才济济的圈子就焕发出了光芒。为了做到这一点，JuliaBriggs使用了一种不常用的手段。她放弃了传记写作中常用的从出生到去世的阶段性写法。她对于伍尔夫的出生、教育与婚姻只是用较小的篇幅寥寥带过。同样，伍尔夫生平年表也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这样一来，Julia有时候不得不悄无声息地用摘要来告知读者最新的有关伍尔夫的信息。如书的副标题所写，这部传记的关注点是伍尔夫的内心生活。伍尔夫本人想必会同意这种书写方式。她曾经评论说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如此至少，更不用奢谈了解他人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写那些被他们称为‘他人的生活’的东西；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们只是收集一些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对那个人却仍然没有了解。”既然已经有如此有益的忠告，Briggs就另辟蹊径来书写“他人”。她写道：“伍尔夫认为外部的事件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归根到底，真正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头脑中。”如果这话不假，那么伍尔夫也和布鲁姆斯伯里社的其他成员一样继承了GEMoore反唯物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类头脑中的状态远远比行动更加重要。
　　
　　Briggs在写作传记时尽可能地贴近了伍尔夫的思想，使这部传记围绕着伍尔夫的作品而发展。传记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是针对伍尔夫的一部或两部作品而发，有时候也会涉及一些相关的伍尔夫散文，而伍尔夫生平的其他方面只有在与她的作品相关时才被提到。这种写法带来的成果证明了方式的合理性。当然，Julia的写作也有一些问题，这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方说，她对于那些熟悉的材料进行了重新处理，此外，她还在传记中收录了来自伍尔夫作品的大段摘录。但是我们对于这部新的伍尔夫传记的态度很快就会由怀疑变成赞赏。
　　
　　Briggs使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了伍尔夫在许多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她对于医学与权力的看法就是一例。尽管很多人提到过伍尔夫和她的医生们，但是之前从没有人花这么多笔墨写伍尔夫的精神疾病经历以及她作为知名作家的身份对于她在《达洛卫夫人》中塑造神经学专家SirWilliamBradshaw这个形象的关系。Bradshaw以‘上帝比例’为名，行使的却是一种抑制性的权威。伍尔夫的原句是这样的：“Bradshaw使英格兰更繁荣了：他隔离疯子，禁止分娩，惩罚绝望；他使那些与他不和的人在归顺他之前都传播不了自己的看法。”
　　
　　同样令人的兴奋的是这部传记还帮助我们认识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社的和平主义思想。之前很少有人知道1917年LeonardWoolf的两个兄弟在康布雷是被同一枚炸弹所击中。两人中，一个死于这次受袭，另一个也受了伤。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丈夫一起前往医院看望了幸存的那一位。这样伍尔夫就亲身体验了战争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因此更加坚定了她对战争的憎恶。她用她唯一能够采用的方式进行了回击：在《雅各布的房间》一书中，伍尔夫专注于个体的命运以及个体逝去对于那些爱他的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他丈夫敦促工党推动重新武装英国计划时，伍尔夫却开始重新考虑尚武精神、男性敌对主义情结与仪式化的展示之间的关系。如Briggs所说，作为这次思考的结果，《三个基尼金币》成为了性别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思考就是我的反抗。”伍尔夫遵循了这条原则。对于内心生活的专注也促成了伍尔夫对于人类思想的持续思考。她认识到她必须进入自己的头脑内部去发现新的想法，去丰富自己的想象。Julia的这部传记比任何其他传记都更加近距离地揭示了伍尔夫那令人惊讶的丰富想象力。在写作《雅各布的房间》期间，伍尔夫有一次对KatherineMansfield说：“我想做的是改变人们的意识，并由此打破那些缚在人们身上的陈腐之物。”
　　
　　伍尔夫正确地意识到是从事实性描述的逃离使她更加接近了生活的本质，这个观点在她的作品里逐渐得到了发展。这个发展的过程在Julia的传记里以一种令人欣喜的方式被展现了出来。Briggs的每一章节都以一个后言结束。在后言中，Briggs的目的是提供有关伍尔夫每本作品的出版信息以及其反响。尽管这些部分并不能算是无趣，但是它们只是将传记与出版史、不同时段的文学评论以及个人评论挤在了一起。但是奇怪的是，虽然这些后言没有清楚的中心，这样的写法却并没有影响全书的其他部分。随着书写的逐渐前进，这部传记也逐渐赢得了读者的共鸣。
　　
　　如今才进入伍尔夫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如果不是野心勃勃就是受了误导。但是Briggs摆脱了这个怪圈。这部分原因是她很好地利用了关于伍尔夫小说草稿的最新研究所带来的成果。这些研究带来了许多有关伍尔夫开创性思考的新观点。Briggs用这些观点提高了我们对于伍尔夫内心世界以及她与她所在时代的联系的认识。针对伍尔夫对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回应，Briggs评论道：“她那个时代将战阵看成终极罪恶的道德信念不仅仅是锐化了她个人的观点。事实上，这样的信念也是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欧洲政策以及军备政策充满困惑、前后不连贯的一个主要原因。Briggs所写的这部伍尔夫传记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领会伍尔夫的思想逃亡，还能让我们了解那个她积极参与其中并对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