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人在首任所长郭廷以的主持下，积极致力于“抢救历史”的口述资料收集工作。大量在近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方面有影响的名人的口述采访记录，最终汇集成为“口述史学丛书”。该丛书卷帙浩繁，凡二百余种，《我所经历的战争：国民党第十兵团总司令徐启明口述历史》便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本。
　　
　　徐启明，1894年生于广西，桂系高级将领，二战后曾担任过国民党北平行辕总参谋长和第10兵团总司令，是国民党军队中声望颇著的军官。徐完整受过从陆军小学堂到陆军大学的军事教育，这在近代军人中并不多见。同时，他几乎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包括武昌首义、护法、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在内的近代中国所有的战争。他的战争经历，固然是一部近代中国战史的精编版。但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生平和个人经历，这对于了解观察近代军人群体，极具案例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的内忧外患和战乱频仍，为军人集团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军阀割据中，军人逐渐掌握政权，成为社会中的显贵阶层。因此，在科举制废除，四民社会瓦解，社会流动呈现出多种方式的前提下，参军便成为很多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徐启明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选择了弃文从武。只是，他的特殊性在于，放弃科举之途而进入陆军小学，实际上是受“学陆军，强中国”思潮的影响，其参军的目的是为了报国，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后，他进入军校乃至陆军大学，亦是受报国和救民之志的驱动。
　　
　　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其目的是为了铸造新式军人，进而最终实现中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因此，徐启明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受到十分严格的训练。这些军校无不是纪律严明，设有各种修身、算术、国文课程，考核甚严，正规程度不亚于一般学校。学校给他们的，亦是一种儒家思想和革命思想相结合的教育。在修身方面，要求学生洁身自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砥砺品行，以成仁成圣为目标。在思想方面，灌输以学生革命救国或三民主义的思想，使其认识到从军并非为争夺私人利益，而是要牺牲个人的“小我”，成就国家和民族的“大我”。徐启明非常认同于这种教育方式，也时刻以此种理念为行动准绳。因此，从理论上讲，这种军事教育之下培育出的人才，必定是德才兼备的新式军人，对中国现代化的平稳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护航之作用。但是落实到实际情况上，却大相径庭。
　　
　　近代中国军队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却没有引进西方的精神。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就实质而言，中国的军队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而是隶属于个人或党派团体。在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之下，中国军队对外抵御强敌的能力有限，对内开战倒是颇具能力。无论是北洋直皖奉的内部矛盾，还是国民党和北洋的南北之争，或是国民党内各派系以及国共冲突等等，最后无不演变为动用军队，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即使内部会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实质上仍是不愿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习惯性地诉诸暴力。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近代军人的主要活动不过是集中于两方面：不断站队和参与内争。
　　
　　徐启明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武昌起义之后，他的军队本来隶属于广西陆荣廷，但其后，陆荣廷败绩，新旧军人难以并立，他看准时机，转投到新桂系白崇禧的麾下。到了北伐期间，其枪口不但要对准北洋政府，还对准叶挺、贺龙诸军。到30年代，中央和桂系发生各种冲突，徐启明作为桂系重要将领，在外有强敌的关头，又要时刻做好与中央一战的准备。好不容易等到抗日战争，在大别山建立了国军的根据地，却要分散一半精力用于对付共产派。抗战胜利后，徐启明又成为打内战的先锋官，参加了平津战役。总之，徐启明为了生存，必须时刻听从长官的意志，不停地枪口对内，将大半生都耗费在打内战的过程当中。
　　
　　更为严重的是，那个时代经常缺乏统一的价值观，诠释战争的话语权单方面操之于单方，使得类似的内战常常借种种高尚的名义行之，变成“护国”、“护法”、“戡乱”、“剿匪”，给人以巨大迷惑，似乎那就是神魔不两立的正邪之争。比如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纵横千里，伏尸十万，双方手上粘的都是自己人的鲜血，但在中央的话语中，那是替天行讨。其后，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全国各界召开追悼大会，祭奠“讨逆”将士。因此，如徐启明者获得“战功赫赫”的过程，便也是和当年学习军事初衷的一种渐行渐远的过程。
　　
　　按照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套路，很多知识人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抉择时，往往会陷入彷徨的境地。而如徐启明这样文武全才的军人，有知识有见解，也发现了自己早年学习军事的初衷，与后来所从事的战争在性质上有所抵触。比如，他也常常会在口述中流露出“打内战没意思”的情绪，认为只有八年抗战中所打的仗才有价值。退到香港之后，他解甲归田，转学中医，实际上也正是对早年经历的一种反省。只是，像他这样处于第二梯队的将领，身在历史的激流中时，往往身不由己。而且，即使怀疑也是无济于事。一旦怀疑，则意味着将失去自己作为军人存在的依据，完全否定了自己职业的合法性。
　　
　　若按照晚清民国初年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军事上统一政令，军队归属国家，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其后招致的祸患或也不至于如此严重。只是，军事总是被政治裹挟捆绑，成为政治斗争的最佳工具。因此，只要军队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化、去党化，近代的中国的军事教育无论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军人无论如何胸怀报国之志，最后都可能被严重异化，成为梦幻泡影。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