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在旧书店做过事的人，很容易把这种地方想象得和天堂一样，永远有气度儒雅的老先生徜徉在书架面前，翻阅着小牛皮封面的典籍；然而就我在一家旧书店的工作经历而言，印象最深的却是：真正的读书人可谓凤毛麟角。我们那家店的图书数量异常可观，但知道其中哪本书好、哪本书不好的顾客有没有超过十分之一，我还真吃不准。店里最最常见的顾客得算来给子侄们挑选生日礼物的女士们，人是懵的，不知道究竟应该买什么书是好；其次就是来买教科书的东方留学生，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讲价钱；至于说文学爱好者，则还没有专买初版的附庸风雅之辈来得多。
我们的大部分主顾恐怕去哪里买东西都不会招人待见，但只要踏进书店，他们便成了上帝。比如说，某位亲爱的老妇人“想买一本给病人看的书”（这是特别让人找不着北的要求）；又一位亲爱的老妇人说她1897年看过一本不错的书，问你能不能帮她找找，糟糕的是，她既不记得书名，也不记得作者姓甚名谁，更说不清书里讲了些什么，她就记得那本书的封皮是红色的。这还不算什么，还有两种人更讨嫌，成天孤魂野鬼般盘桓在每一家旧书店，人见人厌。一种是每天都会光顾、有时一天来几次的赖子，浑身散发着一股陈面包皮的味儿，缠着你买下他那些一文不值的破书。另一种人要求预留数目庞大的图书，但却从来没有一丁点儿掏钱的打算。我们店里从不赊账，不过顾客看中的书要是一时不方便带走，我们也可以为他保存起来，留待他日后来取，只在必要的时候收一点订金。然而真正回来取走预订书籍的顾客，就我们店里看来，很难超过一半。起初这让我颇有些疑惑不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么做呢？他们走进来，询问有没有某本罕见而价格不菲的书籍，再三要求我们答应为他们保留这本书，之后便消失在门口，永远不会再次踏进这个门槛。不过最后我明白了，这种人大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妄想狂。他们惯常于为自己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编造出种种离奇的故事，表明自己出门没带钱是如何的不凑巧，我敢肯定，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故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信以为真的。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总是有大量无法完全确认的精神错乱者在街头游荡，这些人往往会被吸引到书店里来，因为书店是少数几个可以逗留很长时间而又用不着花费半个子儿的地方之一。到后来你只消瞥一眼就能认出这种人。就算他们能把牛皮吹上天，但却总是会露出一些马脚，足以让人对他们的穷困潦倒和漫无目的心知肚明。对待这类显而易见的妄想狂，我们通常是当面把他指定的书单独放起来，他一离开便即刻放回书架上去。我注意到，这些人从来没有不付钱就把书带走的企图，仅仅是预订一下他们就满足了——我猜，这能带给他们一种自己真的在花钱的幻觉。
和大多数旧书店一样，我们店里也兼售各种周边货品。比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什么的，当然，这里说的是用过的邮票。集邮者无不神态冷漠、闷声不响，这是一类奇怪的人，虽然其中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却全是男性，显然，女性是看不出把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贴在集邮本里有何乐趣可言的。我们还出售六便士一本的占卜小册子，编纂者声称自己曾经预言过日本地震。这种小册子用信封密封着，我倒从来没有亲自打开看过，不过买过这种小册子的人常常会回来报告我们这东西是多么的“灵验”。（任何一本占卜手册，只要能猜中你对异性极有魅力、你最大的缺点是过分慷慨等等，那么不用问，它确实是够“灵验”的。）我们店里儿童图书的生意非常好，其中多半是打折销售的“滞销书”。这些时髦的儿童读物，尤其是当它们成堆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实在是叫人望而生畏。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塞给孩子们一本仲裁者佩特罗尼乌斯[译注1]写的书，也不想给他一本《彼得·潘》[译注2]，不过即便是巴利[译注3]也好过后来那些跟风效仿他的家伙，相比之下他更有男子气概，也更加神气活现。逢年底，圣诞贺卡和日历准会大卖，我们有十来天时间为此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出售这些东西无趣透顶，但这的确是一笔不错的年终生意。在我看来，这种大肆利用基督徒们的宗教感情谋利的、野蛮的犬儒主义行为，倒是颇有观瞻价值。早在六月间，各卡片商号就送来了兜售圣诞卡的目录。我至今忘不了写在其中一张发货单上的聊聊几笔：“2打。婴儿耶稣带兔子。”
讲了半天，其实我们的主要兼营业务是图书租赁，“两便士租一本，免押金”，书目大概五六百种，全部是小说类。偷书贼们一定爱死这种租书店了！从这家书店花两个便士租出来一本书，撕掉标签，再作价一先令卖到下一家书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容易得手的捞钱勾当了。然而书店老板们普遍认为，收取押金将造成顾客流失，而免押金虽然会损失一定数目的书（我们一般每个月要丢十几本书），但这一做法的收益更好。
我们书店正好开在汉普斯特德和卡姆登陶恩两个城区的交界处[译注4]，经常来租书的顾客上至从男爵，下至公车售票员，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因而我们的图书租赁情况大概足以公正地代表伦敦的总体阅读水准。如此看来这一水准也就乏善可陈了——在我们租书处最受追捧的都是谁的作品呢？既不是普利斯特里或者海明威，也不是沃波尔或者沃德豪斯，而是爱塞尔·M·黛尔，其次是沃里克·狄平，排在第三位的，大概就是杰弗里·法诺了[译注5]。黛尔的小说当然只有女性才会捧读，但千万不要以为她的读者只是些恨嫁的老姑娘或者卷烟店的胖老板娘，实际上这些读者形形色色，且年纪长幼不一而足。若说男人不看小说那倒也不尽然，但男人们的确不怎么看某些类型的小说。总体而言，所谓的通俗小说，也就是那些粗制滥造、水平参差不齐、高尔斯华绥式风格[译注6]和英国式拖泥带水笔法杂陈的作品，似乎都是专门写给女性看的。男性看的都是有可能在交谈时成为炫耀资本的小说，再有就是侦探小说。他们对破案故事的胃口大得吓人。我记得我们店有位常客，有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每个星期要看四到五本侦探小说，这还不算他在另一家书店看过的。最让我吃惊的是同一本小说他从来不会看第二遍。很明显，所有那些他读过的垃圾文本（我专门算过，他一年看过的书页摊开了能铺满将近四分之三英亩）都已经牢牢印在他脑子里了。他根本不去留意书名或者作者是谁，但只要翻开随笔哪本书的内页扫一眼，他就能告诉你这本书他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就阅读的品味而言，在租书店，你可以发见人们的真实水平，而不是他们假装出来的那一套，这将令你深感震惊：原来英国的“古典”小说家们已经彻底失宠了。你根本毋需将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汀、特罗洛普这些人的作品摆上租书柜台[译注7]，即便摆了也租不出去。人们瞟见这些十九世纪的著作就会说，“哇，这书好老！”说完便跳过这本去看下一本。然而狄更斯的书卖得却总是相当好，正如莎士比亚的书总是非常好卖一样。狄更斯属于人们“一直想读一读”的那类作家之一，关于他的书，人们所了解的多半都是听来的，这一点倒和《圣经》颇有类同之处。他们知道比尔·塞克斯是个江洋大盗，还知道麦考伯先生已经谢了顶，不过这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译注8]；这就好比他们知道摩西被发现时睡在一个蒲草篮子里，还知道摩西看到了上帝的“背”，这都是别人嘴里听来的一样[译注9]。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小说正在日渐受到冷落。另外，近两三年间短篇小说的读者也越来越少，这让出版商们如坐针毡。有些来租书的顾客总是让我们帮他选书看，但也几乎全都在强调“别给我拿短篇小说”，或者“我对小本儿的没兴趣”，一个常在我们店里租书的德国人就是这样，一开口就是这两句话。如果你去问他们为什么，或许有人就会告诉你：每读一个小故事都要认识一班人马很麻烦，他们喜欢看篇幅长一点的小说，因为只要看过开头一章，后面就不用再费心去弄清谁是谁了。我倒觉得这种现象也不能全怨读者，作者自身的原因恐怕更多一些。当代大多数短篇小说，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毫无生命力和文学价值可言，远远不及同期的大部分长篇小说。真正称得起是小说的短篇小说始终是深受欢迎的，就拿D·H·劳伦斯[译注10]来说，他的短篇小说就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口碑甚好。
那么我本人想不想开间店面卖书呢？基本上我没这个打算。虽然老板待我很好，虽然我在书店里也渡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
找个不错的摊档，筹集适量的资金，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依靠卖书获得一份虽然微薄但却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足矣。这门生意不难上手，不过想从事“珍本”书籍买卖的话另当别论，如果你刚好对书籍有些了解，那么你从一开始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多数书店老板都对书籍一窍不通。随便找张书评类报纸看看他们征集旧书的广告，你就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水平了。我不敢保证你一定能碰到找博斯韦尔的《衰亡录》[译注11]这样离谱的广告，但你绝对能碰到找T·S·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译注12]这种水平的。）这一行的竞争相对也斯文得多，不大会出现拼得鱼死网破的情况。大公司永远不能像倾轧小食杂店或者个体送奶者那样倾轧这些独立经营的小书店。不过开书店的话工作时间会很长——我只是在店里做兼职，但我们老板平均每天得忙活十个小时，这还不包括他定期出去收购图书的时间——这可不是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一般说来，冬季的时候书店里冷得可怕，因为如果屋子里太暖和的话橱窗就会结霜，而书店是得靠橱窗来招揽生意的。而且书籍比目前的任何一种发明都更污秽，更能堆积灰尘，绿头苍蝇也总是喜欢飞到书本上面结束生命。
但是我不喜欢从事书店这一行的真正原因是我的这段售书经历让我失去了对书籍的热爱。卖书的为了生意不得不说些违心的假话，时间久了自然会对那些书心生厌恶，更糟的是动辄还得把它们搬来搬去打扫灰尘。曾经有段时间我非常爱书——我热爱读书时有书页在手中摩挲有书香隐隐袭来的那种感觉，当然，我说的是至少五十年甚至更古老的书。再也没有比在乡村拍卖会上花一个先令买回一大堆这种书更让我开心的事了。这些不期而遇随你挑选的旧书有一种奇异的书香，而且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你在这里能找到十八世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们的作品、过时的地名辞典、零散的早已被遗忘的小说、以及1860年代女士杂志的合订本。作为信手翻来消磨时间的读物，比如说你躺在浴缸里的时候，或者深夜你疲惫得没力气上床的时候，又或者在午饭前无事可做的十几分钟里，没有什么比翻一翻《少女报》过刊更合适的了。但是打我一进书店做事起我就不再买书了。当海量的书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一次少了五千本，多了一万本，那书就变得有些讨厌甚至恶心人了。现在我只是偶尔买本书，不过也仅仅是在这本书我想读但是又借不到的情况下，而且，我再也不会把钱花在旧书上了。那些沧桑的书页所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已经不再吸引我了。在我脑海里，它们已经和那些妄想狂以及死苍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译注1：原文中写作Petrenius Arbiter，应系古罗马作家Gaius Petronius Arbiter之笔误，即仲裁者佩特罗尼乌斯。佩氏贵族出身，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6年，曾任地方总督和执政官等职。据塔西佗《编年史》记载，佩氏自小精于享乐，言行从容优雅，因而被罗马皇帝尼禄称为“品味的仲裁者”，认为任何事物若得不到佩氏的认可就不算魅人或优雅。一般认为长篇讽刺小说《萨蒂利孔》就是佩氏的作品。
译注2：《彼得·潘：不会长大的男孩》（Peter Pan: The Boy Who Wouldn't Grow Up）（1904）是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马休·巴利最为著名的剧作；另有一部《彼得·潘与温迪》（Peter Pan and Wendy）是他1911年将其小说化的小说题目。两部作品皆讲述了彼得·潘，一个会飞的拒绝长大的顽皮男孩在永无岛（Neverland）与温迪和她的弟弟们的所遭遇到的各种历险故事。
译注3：即《彼得·潘》的作者，苏格兰小说家及剧作家詹姆斯·马休·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1860年—1937年）。
译注4：汉普斯特德和卡姆登陶恩都是伦敦市的中心城区之一，均位于内伦敦的西北部。
译注5：普利斯特里（John Boynton Priestley；1894 –1984）,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沃波尔（Horatio Walpole；1717 –1797）, 牛津伯爵，英国艺术史学家，小说家，文物学者；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1881 –1975）， KBE爵士，英国作家；爱塞尔·M·黛尔（Ethel May Dell；1881 –1939），英国通俗小说作家；沃里克·狄平（George Warwick Deeping；1877–1950），英国短篇小说作家；杰弗里·法诺（John Jeffery Farnol ；1878 –1952），英国作家。
译注6：英国作家（1867-1933），著有《福赛特家史》和其它许多《福赛特》故事，193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语言简练，形象生动，讽刺辛辣。
译注7：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著名小说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女作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作家。
译注8：比尔·塞克斯是狄更斯作品《雾都孤儿》中的人物；麦考伯先生是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译注9：据《旧约·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的母亲把他放在蒲草篮子里，搁在河边芦苇丛里，被法老的女儿发现；据《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耶和华与摩西谈话时说“我不让你看见我的面容，因为看见我的人都不能存活”，又说“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译注10：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Richards Lawrence；1885 –1930），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
译注11：《衰亡录》是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第一部小说，于1928年出版；这里说的博斯韦尔指的是英国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登广告者之所以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另外一本书，《罗马帝国衰亡录》（简称《衰亡录》），这本书的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恰好与博斯韦尔同处一个时代。登广告者不但弄错了书名，连作者也张冠李戴了，可见其谬误之离谱。
译注12：《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Mary Ann Evans；1819-1880；乔治·艾略特是她的笔名）发表于1860年的一部小说，与那位著名的诗人、剧作家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无关。与前一则广告相比，这一则稍微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