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哈利波特》第一部面世，仅仅一年后通用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创建。而赫敏·格拉杰（Hermione Granger），那个迷人的优等生，仍泡在霍格沃兹的图书馆里，在书柜间埋头研究传说中的蛇怪是什么，或者怎样炼制迷魂药。受训的巫师可能有一个魔板，只要在上面写上名字，就会在顷刻之间蹦出来一大堆相关的新闻故事、学术文章，还有图片（包括那些她不应该看到的），这个点子比起魁地奇的扫帚可要HIGH多了。今天，为继续发扬图书馆癖，电影中的赫敏不得不继续沉浸在书海里。而那些当年的小读者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会喋喋不休地问父母说：“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她为什么不直接去Google一下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机器已能超越魔法想象，更加印证了我们生活中信息交流领域的技术革新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技术革命不只是众多技术革命之一，这场技术革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所目睹的变革并非发生在道德层面——它几乎没怎么变过，而是在事情发生的方式上：上世纪80年代你就能在家庭影院中听到“fuck”一词；变化在于我们现在已经能用twitter或即时通讯软件发送这个词。小说家依旧固执地追求内容，而教授则仍沉迷于它给智商造成什么影响。
　　
　　这种变化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对其或褒或贬。一系列诠释书籍为何已经不再重要的书籍的出现成为一种悖论——即使是切斯特顿（Chesterton，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博学大师）也无法理解，但它们确实就这样出现了，而且走的还是经典路线：歌功颂德、惶恐不安、冷静清醒、还带着些兴高采烈。当烤面包机发明出来时，不出意外有许多书蹦出来。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开辟了早餐新纪元，这在用明火烤面包的时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的出现会扼杀昔日的创意早餐，因为成天吃着相同的面包片长大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手上的面包原来是什么样子；也有的书告诉你烤面包机有时会使早餐变得更好，但有时也会变得更糟，要知道究竟是好是坏你得先乖乖掏钱把书买下来。
　　
　　那些关于互联网的新书就包括以上三类：我们姑且称它们无与伦比、宁可没有和缺乏定论（下文分别用A、B和C替代）。那些A的书认为我们正步入一个新的乌托邦，那里信息自由民主，消息会自下而上顺畅传递，爱会笼罩世界，曲奇会自己烤好。那些B的书觉得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或许会过得更好，并且即将结束的世界比正在兴起的世界好的多。至少来说，书籍杂志为我们的思想营造的私密空间是22世纪信息爆炸所不能比拟的。以至于那些C的书坚持说现代社会像互联网这样的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出现，梳理数据和连接用户的新方法总能使一些人激动不已，而使另一些人不寒而栗——但这种事的发生正造就了我们如今现代的时刻。一个人的期望可能会和A不谋而合，他的大脑则站在C一边，那他的内心呢？好吧，读过20多本书之后，他的内心将会倾向于支持B，然后缩回来找一个更有归属感的地方。
　　
　　互联网促进自由？
　　
　　在那些A主义者之中，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舍基（ClayShirky）——《认知过剩》一书和许多文章博客的作者，他宣称数字千禧年已经到来——是最春风得意并且或许是最自信的一位。说“或许”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过度挑衅元素（所以人们都不去读托尔斯泰的书？好吧，托尔斯泰的书太逊了），这意味着在文字的背后有一些让人紧张的东西。舍基相信我们正处于汹涌的民主信息浪潮的顶峰：古腾堡（Gutenberg）的活版印刷术促成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宗教改革又导致了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革命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运动创造了互联网，随着进展一步步推进，自由度也有来越大。虽然这个过程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但这一新型认知技术，以全新的方式将人们汇聚在全新的群体中，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自由。这就像是辉格史的《连线》版本：追求卓越，积极向上，永不止步。在约翰·布洛克曼（JohnBrockman）的著作《互联网正在改变你思考的方式吗？》中，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Tooby）也有相同的欣喜——“在我们周边，随处可见足以与印刷革命匹敌，甚至更胜一筹的变革”——并且他说的一句话与古腾堡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印刷书点燃了过去大部分人浪费的学术潜力……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它们存在的那个时代——是印刷机带来的意外产物。”
　　
　　舍基和托比的A主义有它自己的长处，但它所引用的历史就好像来自于麦片盒子的背面一样不靠谱。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民主且自下而上的信息新秩序得以迅速产生的观点是对事实的严重扭曲。如果印刷术促进了宗教改革，那么它促进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将是路德（Luther，宗教改革发起人）最新发明的反犹太专制主义。然而紧随宗教改革之后的不是开启文化自由和开放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而是反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革命运动也通过印制书籍散播其思想，向世人宣扬改革主义者是怎样的蠢货，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即使在两个多世纪后的18世纪50年代，仍可见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书中描述持“异端”的人被火活活烧死的恐怖现象。而深埋在托比简短的插入语——“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之下的是数百万人的遗骸。如果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出现在印刷时代后期，那么它不会是因为某些技术逻辑，而是由于一些同时期的创想在历史长河中艰难取胜，比如有限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思想。
　　
　　当然了，如果你把时间拉得足够长，并对起因不那么在意的话，你可以给印刷术戴上任意你喜欢的头衔。但现代意识的所有媒介——从印刷机到收音机和电影——都被独裁反动派、接着是现代极权主义很欢乐地拿来压制自由并强制统一不同意见，正如被自由主义者拿来扩张一样。正如安德鲁·帕蒂奇（AndrewPettegree）在他最新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中指出的那样，17世纪欧洲印刷革命的中流砥柱不是持不同政见的小册子，而是皇家诏书，一印就是好几千本：本质上来说，那时所有的新媒体都在为kinglouis.gov（路易国王政府）工作。
　　
　　即使是后来，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社会也不会焚书。他们只是选择性地烧毁一些书，然后让印刷机开足马力印刷他们的书，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50年代中期据说斯大林在印的书比阿加莎·克里斯蒂还多。（回想一下在《1984》中温斯顿的女朋友在“内党”领袖“老大哥”的出版社工作的情景。）如果你想将一切好事都归功于印制的书籍，或任何机器生产的东西，你必须也要让它对坏结果负责。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互联网可能会创造更多自由，但并没有历史规律规定它必须这么做。
　　
　　很多更知名的A主义者并非在凌乱和历史和混杂的政治中寻找快乐，而是在心理学中——它是我们思想的延伸。在争论伊始，他们声称认知并不像机器人罗比一样，是头脑中一个小小的处理程序，在安迪·克拉克（AndyClark）的《心灵的扩张》和罗伯特·K·洛根（RobertK.Logan）的《第六语言》中这一争论得到升级。认知是信息、记忆、计划和身体动作的持续流动，在此之中的思想和之外一样多。如果电视创造了地球村的话，那么互联网就创造了全球灵魂：每个人就像一个神经元被键入，因此在一个火星观察者看来，我们就是一个行星脑的组成部分。精巧的装置并不会改变意识；事实上精巧的装置就是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不会比以前做得更好，但我们一定与过去想得不同。
　　
　　说到底，认知纠缠（cognitiveentanglement）就是一种生活法则。我的记忆和我妻子的记忆混杂在一起。当我不能回想起一个名字或一个日期时，我不会傻乎乎地去找出来，我会去问我的妻子。我们创造的机器正是以这种方式变成我们的配偶替代品和外挂同伴。杰瑞·宋飞（JerrySeinfeld，喜剧演员）曾说公共图书馆是每个人的朋友，但它很可怜，因为人们随口一说它就得借书，并只恳求你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还回来。而Google则像是全世界的瑟伯妻子（译注：借指强势的女性）：耐心而又得意地笑着解释悼词（eulogy）和挽歌（elegy）之间的区别，告诉你去哈肯萨克外小餐馆的最佳路线。何谓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在我们指尖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另一半。
　　
　　但是如果认知纠缠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认知愤怒(cognitiveexasperation)也会存在。丈夫和妻子互相否认对方的记忆的次数和他们互相依靠彼此的记忆的次数一样多。一切都好，除非到了真正算账的时候（比如在离婚法庭上）。如果以一个直接实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从大量民众搭建起来的维基百科中看到所谓的“意识延伸”的极限，而维基百科正是新的涵盖面广阔的超大型认知产物：当达成一个简单共识时，一切都好。当对于诸如资本主义的起源这种价值观或事实产生异议时，还是一切都好。现在正反两面你都知道了。但是当某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错了却又不自知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莎士比亚作品的作者页面和都灵裹尸布就是这种持续纷争的写照，都塞满了大量不可靠的信息（译注：据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多都不是他本人写的，都灵裹尸布也不一定裹过耶稣）。神创论者和进化论者一样不遗余力地将网络空间的每一个比特都填满，并以相同的程度延伸他们的思想，将网络空间填得满满当当。我们面临的麻烦不在于智慧的整体性缺失，而是如脱缰野马般不可控制的纯粹傻劲儿，并且似乎似乎没有一种机器或思想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互联网肢解世界？
　　
　　那些由B主义者写出来的书比由A主义者写出来的更加动人，原因和托马斯·格雷（ThomasGray）直到入土之后才迎来他的巅峰时期是一样的：失去总是伟大的诗歌主题。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的《浅滩》、威廉姆·鲍尔斯（WilliamPowers）的《哈姆雷特的黑莓》和雪莉·特克（SherryTurkle）的《一起孤独》都对这样一种观念感同身受，那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你用紧绷的神经和失去的读书时光和破碎的关注换来的“黑莓和即时信息世界”并不值我们付出的那些东西。“媒介确实很重要。”卡尔曾写道，“作为一种技术，书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使我们免受充盈于生活中的分心事所干扰。而一台联网的电脑却做着完全相反的事，它设计出来就是用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的……在知道我们的思想深度与专注程度直接相关后，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随着我们适应网络的精神环境，我们的思想深度正在越变越浅。”
　　
　　上面三位A主义者每个人的故事都大同小异。卡尔最关注的是互联网肢解我们反省式思维的方式。它对这一状况在他的生活中如何发生的描述让人感同身受又感到些许凄凉，只是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损伤位于神经层面，我们孩子的大脑正被太多的即时信息等类似的东西所改变，这稍稍掩盖了他思想的光彩。这个想法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实则是画蛇添足。改变当然发生在大脑里了，难道还能发生在其他部位不成？这就等同于说玩橄榄球不止影响孩子的体格，还改变了让他能够投掷和接住橄榄球的肌肉一样。
　　
　　鲍尔斯的想法则更多的以家庭为中心，也更加实际。他动人地重述这家庭生活如何被永无止境关于智能手机和电脑屏幕的问题所摧残。
　　
　　一些人借口上个厕所或者打一杯水离开了，谁料却一去不回。5分钟后，另一个人也坐不住了，也用同样俗套的借口说道：“我要去看点东西。”……这些人都去哪儿了？当然去看他们的屏幕去了，他们这几天不都是去这些地方的么。数字时代的人们能够将数字的触须伸向任何一个角落，以至于一家人都不能花半个小时坐在一起，做到其中一些人，或者所有人不去看屏幕……我目睹着家庭正在“消失”，而我自己却身不由己也这么做。有时我只是觉得爱本身，或者我们内心代表爱意的活动，正被我们手中的屏幕逐出家门。
　　
　　鲍尔斯接着又跑去咨询七位智者——柏拉图、梭罗、塞内家等——他们对独处和内心世界的美德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上去都够了，但是他似乎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些智者并非都支持让新分配成为可能的，且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他明知塞内家是为尼禄大帝效命的，但却在脚注中坚持认为让罗马陷入火海的无能暴君只有在炒了这位哲学家之后才为所欲为，且行为举止变得像一个网络成瘾者。）
　　
　　同样，尼古拉斯·卡尔拿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做例子，因为后者早在50年代中期就预见到新技术将打破西方智慧赖以立足的冥想空间。不过鉴于海德格尔没多久就从他自己的冥想空间走向了纳粹政权，这段历史也就没有多少好怀念的了。雪莉·特克在《一起孤独》中动情地讲述了传统的阅性文化如何被远程互联网连接文化摧毁并取代，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移情能力显著下降，他们显然“很少认为换位思考或者理解他人是很弥足珍贵的”。这一例证同样不能让人信服。那该怎么办？另有A主义者指出有研究表明阅读小说能提高人的移情能力。但如果读一大堆小说真的能让你更容易移情的话，那大学的文学系可就要被最慈悲为怀、宽容大度的灵魂挤满了。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未发生。
　　
　　从约翰·布洛克曼那些关于互联网的作品和他的思想中透出这么一点，那就是当人们极力描述他们被互联网拉进来的状态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破碎和分离的极其熟悉的图景中来。生活曾经是完整的、连续的、稳定的；但它现在支离破碎，一块一块碎片在我们身边闪闪发光，生活不再稳定，而且再也补不起来了。如作家凯文·凯利（KevinKelly）所言，这个世界已成为济慈笔下的“白日梦”。（译注：“白日梦”出自济慈的诗歌《夜莺颂》“Wasitavision,orawakingdream?”）
　　
　　奇怪的地方在于这种抱怨对于A主义者来说是感同身受，但它却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于1855年的现代巴黎，或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对于1930年的柏林，或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uluhan）在1965年面对三通道电视机（还有加拿大电视）时的感受一样。当百货超市用发条木偶装点圣诞节的橱窗时，整个世界却正慢慢变成碎片；当城市的马路上到处都是由身着鲜艳的送信人驾驶的四轮马车时，你已经分辨不出真实和模拟之间的区别；当人们都听着78转的老式唱片、看着彩色的报纸副刊时，世界已经变成了破碎景象的万花筒；当广播空气中弥漫着身着正装读新闻的人的黑白影像的嗡嗡声时，生活的所有部分已经和你的幻想世界交织起来，再也分不清楚了。马克思（Marx）说过现代生活的特征就是所有事物都分崩离析，这句话可不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说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多缤纷的事物看起来如此真实。我们如此深陷于这种破碎感，以至于回首过去把它归咎于过去无法制造的机器。常言道：如果你只有一把榔头，那么万物看上去都像钉子；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破碎了，那么每台机器看上去就像打破它的那把榔头。
　　
　　互联网包罗万象？
　　
　　最后一类C主义者考虑新数字时代时，正是这样的直觉打动了他们。他们认为一种让人眩晕的过载感正是当代的主要感受。每时每刻机器都在为新的联系和循环创造回路，正如让19世纪的科学家们通过邮件合作的邮资邮票那样明显，或和让一个16岁的纽约小孩和在班加罗尔的导师咨询的Wi-Fi连接一样新奇。我们新的迷惑正是旧的那些迷惑。
　　
　　在那些C主义者中，哈佛历史学家安妮·布莱尔（AnnBlair）可能是最野心勃勃的一位了。在她的出版书《学知无涯：前近代学术信息的管理》中，她声称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像其他人很久以前经历的一样。布莱尔不同意舍基和托比的卡通历史，她辩称“信息过载”的感觉并不是因为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它在印刷出现之前就已埋下了种子。她想要人们抵制“尽力减少隐藏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科技或其他任何一种想法的冲击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发生关键革新的不是印刷术，而是纸张：“在中世纪后期，由于纸张的大量使用，以及修道院和学校环境以外的读者数的增多，手稿的产量陡然上升。”这么说来，与其说我们的思维受到书籍的影响，还不如说受到了指数下滑的影响。布莱尔表示那些看起来颇为21世纪的活动始于人们从一个手稿上黏贴东西去另一个手稿、制作聚合新闻概要、相互传阅概要。“先进的早期搜索设备”由此应运而生：列出引用和标题。
　　
　　每个人都在抱怨新信息科技对我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每个人都说洪水般的书籍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休息而又支离破碎。每个人都在抱怨小册子和诗歌正在让小孩失去聚精会神的能力，那些优秀大型的手制书籍正在被人们忽视，被那些伊拉兹马斯（Erasmus）称作“愚蠢、无知、刻薄、诽谤、疯狂”的印刷书籍扫地出门。那些还在图书馆查询卡片目录的读者和我们处于相似的意义重大却又让人迷茫的剧烈变革中。卡片目录是那个时代的搜索引擎，且需要详细解释给那些迷茫的研究人员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点像赫敏“把东西找出来”的想法。对于相关学科不同书籍的全面审核和对它所需求的想法的必要简化，这种独特的邪恶而又必要的事物早在1500年就出现了，之后一直被攻击说它显示的内容太简略了。在这个那些我们不再有时间去读的大型古典书籍被写出来的年代，通常的抱怨就是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去读这些大型古典书籍。
　　
　　在我们找到的布莱尔和帕蒂奇的思想碰撞中，关于思想和机器、快乐和悲伤的联系的作品让我们有了一个更广阔思维：在任何时刻，我们最复杂的机器会被当作人类智慧的典范，而不管孩子们喜欢什么媒介，都会被当作我们愚蠢的原因。在自动织布机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像是自动织布机；由于织布机时代的年轻人喜欢读小说，而正是廉价的小说让我们的思维退化。当电话交换台存在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像是电话交换台，并且在同一个时间段由于五分钱娱乐场处于统治地位，电影让我们变得更加木讷。当电脑主机到来，电视机成了孩子们喜爱的东西时，思想就像是一台主机，而电视则是我们愚蠢行为的驱动器。一些机器显示出我们还有思想，而一些由机器转化而来的娱乐设施却一直说我们没有思想。
　　
　　仗着这些类比，C不屑地笑笑，对B说：“是啊，一些新机器是在毁灭万物，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但B可以反击说：“可如果说是互联网在搞破坏呢？”忧郁症患者老是担心会长个痘痘或起个雀斑，我们会嘲笑他们，但痘痘和雀斑迟早会长出来。而世界也确实会倒退。当汪达尔人攻到家门口时，一个罗马人这么对另一个罗马人保证道：“他们是群野蛮人，哪个时代都有野蛮人，但最终还是被同化了。”然而呢，接下来你会发现，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罗马人再没洗过一次热水澡，也没出过一本好书。
　　
　　那么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它最开始是怎么会发展成这样的？数字世界是新事物，而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得失不在被改变的神经元或移情测试中，而在于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们心情、生活和感觉产生的细微改变。比如说有这么一种简单而又鬼魅的感觉：互联网使我们仿佛居住在一个人声嘈杂而又无边无际的图书馆里——就好像一个人每晚都睡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间，周围满是各式各样的书，人们的争辩声不绝于耳，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里有社会学书、科技书、昔日的乐谱和菜单，你可以随时去期刊室读《新政治家》上的老文章。（你还可以大声地和隔壁阅读室的朋友说悄悄话，询问曲棍球赛的比分。）意识到互联网就像图书馆让你离真相又近了一步。住在图书馆里是件新鲜事，但图书馆本身一点都不新鲜。
　　
　　互联网是恶魔？
　　
　　当然了有东西在你思想周围萦绕与你的思想紧紧围绕某些东西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身处的不是思想延伸的时代，而是自我逆转的时代。那些通常处于我们内心阴暗处的东西——强迫性性幻想、阴谋、固执狂妄和恋物癖——现在都显露无疑：你只要轻点一下鼠标就能读到肯尼迪的尸检报告，或看到纳粹军礼或被绑架的瑞典空乘。但那些曾经外在的、受制于谨慎和羞耻心这种社会法则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和其他人的联系——现在却轻易地内化了，感觉就像纯粹的本能冲动在作祟。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在一个曲棍球论坛上匿名留言时，我会得意地说北美曲棍球联盟（NHL）理事长盖里·贝特曼（GaryBettman）的坏话，而不是正儿八经地思考说的话有没有根据。因而互联网留言的恶意无限就体现出来了：这不是我们发泄的新怒气，而是我们一开始就这么想，而这在以前因为说的时候还要看听众的脸色而会受到社会制约——那些曾在我们内心恣意的恐怖音乐现在被公然放出来了。
　　
　　社交网络和社交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因为社交圈的作用是限制我们的嗜好，而社交网络则会拓展它们。我们内心中的东西只需一次鼠标点击就能暴露出来，而外在的东西要内化到我们心中则要费很大功夫，要一个人自己去体验。自从互联网到来之后消失的安详宁静之感亦是如此，这点已由“从未更好”主义者恰当地证实，安详宁静的感觉与其说是因为不再受别人烦扰，还不如说是因为更少地受到自己内心力量的压迫。关掉你的电脑，那么你的内心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也不会这么招摇地烦恼。
　　
　　压迫我们的不是一些特殊的恶魔，而是机器的全景存在性。只要简单地减少机器的数目就能朝缓解混乱这个目标前进一大步。但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另一件可能十分显著的事情，就像狗在夜里不叫一样诡异。在“从未更好”主义丛书中，电视机从来就不是稀缺物，也没有被忽视过；相反，威廉姆·鲍尔斯在《哈姆雷特的黑莓》一书中描述他的家庭为了能过上一个不插电的星期日而作出的一项决定，他告诉我们说无屏幕协议不包括电视机：“对我们来说，看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的在一起的体验，可以让所有人都聚起来而不是各顾各的。”（“你就不能把那破玩意关掉，和我们一起来看电视吗？”一位父亲向他的儿子喊道。）
　　
　　但是我们现在所声讨的关于互联网对“内在性”的毁灭在几十年前却是用在电视机身上，而且程度相当。杰瑞·曼德尔（JerryMander）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削减电视的四个理由》揭示出了电视让人上瘾的本质和它对观看者内心生活的毁灭；不久之后乔治·特鲁（GeorgeTrow）提出说电视导致了语境的丧失、框架的瓦解——简而言之这正是互联网现在正在做的事。而比尔·麦基班（BillMcKibben）在他那本讲电视的书末尾将看电视比作看池塘里的鸭子们（ducks，尤指奇特、古怪、无恶意、滑稽可笑的家伙）；尼古拉斯·卡尔离开电脑去看《瓦尔登湖》也是相同的原因。
　　
　　现在电视机就像是墙角落一个无害的小壁炉，一家人挤在那里一起看《我家也有大明星（Entourage）》。电视不只是听话的，它还是确实亲切的。这让你觉得它以前背过的坏名声不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坏的，而是因为它无处不在。一旦它不再是全部，它就是普通的事物了。真正隐藏在电视机的恶魔正是用户自身的不知疲倦。一个没有肉吃的周一对于一个被强迫的素食主义者来说是好的，因为它通过防止吃货们大吃特吃来缓解食物链的压力。同样的，一个不插电星期日要比完全远离互联网要好，因为它证明我们离开屏幕也过得好好的，即使只有一天。
　　
　　90年代的赫敏从未得到她的iPad，未来还要在书架间呆着。但幻想中的新互联时代的工具可能已经到位。对于互联网而言，屏幕就像托尔金《魔戒》中的真知晶球——一块能让巫师看见整个世界的“预见石”。它有强大的魔力；巫师能看透整个世界。但是风险也是真真切切的：邪恶的事物在大量呆板的好东西的衬托下边的更加栩栩如生。危险不在于用户会失去对世界的认识，而在于他们会整个失去均衡感。你可以这么想：魔多的军队不仅数量众多并且气势汹汹——他们却是这样——而是无穷无尽还是无敌的——事实上他们不是。
　　
　　思想比承载它们的东西更加重要。新发明可能会塑造我们的意识，而正是我们的意识制定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信条。每个吃早餐的人都知道，烤面包片实际上与面包质量的好坏，怎么切片，甚至烤面包机没什么关系。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依靠烤面包片活着。真正的原因完全在于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