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
　　
　　娇鬟堆枕钗横凤，落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
　　
　　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我想时间也许能解释一切。在一些纸醉金迷的表象里，你看到了我的容颜。我的容颜在那个时候尚未老去，但我却感到异常地孤独。我思恋的人，在很远的地方。我的念忆，如同没有邮戳的信笺。一切，都是一个音节短促的名词里，所遗留的残雪。我用等待告慰远行，而谁用远行，辜负了我的等待？
　　
　　我不是一个坚忍的人，我能力的极限，就是不让自己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如同平常人那样，按着通常的作息，去打理我的日子。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我是坚强的。但实际上，我的郁郁寡欢写满了我每一寸微蹙的眉头。只有在没有人看到的角落里，我会默默地垂下泪水。但我还是会保持着我的端庄，因为我需要这样，因为我需要证明，证明我是一个自爱的女人。
　　
　　一个词人能在天地间停驻，如没有些本事，是决计办不到的。熟悉《人间词话》的朋友，对冯正中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王国维在其著作的开头，频繁地提到这位南唐词人。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也对冯延巳的生平与他的词风，有了极大的兴趣。以上的内容，就是我对这首《菩萨蛮》的意译。由此，我们也可以初步得知，冯延巳，到底是一个怎么性情的词人。
　　
　　应该说，冯延巳是不可复制的。他的那种格调，不能说有多鲜明的特征，但是你就是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王国维说他的风格叫“深美闳约”，我觉得是对的。但我其实对王国维的另一句评语，说冯延巳的风格，是“和泪试严妆”的，倒是不完全赞同。
　　
　　因为确实，有例词在先，先入为主之下，是容易产生误导的。而我要说的是，正中可以把伤情的作品写得很有格调，这是没错的，这也是他最为超脱常人的地方。但同样，在冯正中的某些篇章里，我们是看不到悲情的。
　　
　　比如同样是《菩萨蛮》，正中的另外几首，就显现出一种别样开朗的情境：
　　
　　菩萨蛮
　　
　　欹鬟堕髻摇双桨，采莲晚出清江上。顾影约流萍，楚歌娇未成。
　　
　　相逢颦翠黛，笑把珠珰解。家住柳阴中，画桥东复东。
　　
　　又比如：
　　
　　菩萨蛮
　　
　　梅花吹入谁家笛，行云半夜凝空碧。欹枕不成瞑，关山人未还。
　　
　　声随幽怨绝，云断澄霜月。月影下重帘，轻风花满檐。
　　
　　所以说，正中的词，其实也是可浓可淡的。只不过，这其中都有一个统一的规律，那就是这些文字都显得不沉溺。这也就是王国维说他的词“深美”的道理了。应该说，这便是千百年来，文人们所一直在讨论和揣摩的文字尺度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任何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是会让读者如痴如醉的，但作者一定不能也停留在读者的视角与高度。这也就是我常说的一句话：模子在任何时候，都要大于器物本身。而之所以正中有能力将其文字的美，构造在一种不沉溺的范畴，就是因为他的本性里，就有一种把握尺度的能力。这点我想很多人没有发觉。
　　
　　一个词人，写出怎样的词，和他内心里的欲望，是极度相关的。比如说，豪放的苏东坡，能够写出“大江东去”，但也能够写出“明月夜，短松冈”。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兼具这两种愿望，而且这两种愿望都是真切而强烈的。而在正中这里，他内心就有一种将文字雕琢地不蔓不枝的愿望。而他的另一个特点是“闳约”，闳约是内容丰富、言词简练的意思。这是正中的另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宽广的意思。宽广的意思，最好是哲理。而正中的文字里，不是没有这类元素。但是，正中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意象的性质如何，内涵是可以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比如，当秋水荡漾的池塘和凌波而立的美人以及长笛和远山组合在一起时，我们想到的就不仅仅是这四件东西，而是由此引出的诸多联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正中能用很少的文字表达很多意思的原因了。
　　
　　而至于为什么正中会有这种价值取向，我觉得这就要说到他的生平。在正中不长不短的五十八年的人生里，两次罢相，几经沉浮。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平庸、失败而荒唐的。但作为一个人，他是开朗却也谨慎的。因为政治需要宏图大志，而他是一个喜欢收束自己的人。在仕途之上，我们看不见他过多的努力，觉得官大官小，似乎都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老板让你当官，你不好驳他面子不当。但是当官确实没有多大能力，于是就做个闲官，交代该交代的，负责该负责的。正中的政治生涯，大抵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对权利没有多大欲望的人，怎么会在文字里流露太多强烈的感情呢？正中的一生，秉持着一种恬淡的作风。我觉得，如果正中只是一个文人，那便是再合格不过的了。我想同样的道理，李后主、宋徽宗，都是一样的。他们是一些再好不过的文人，只是在我们倒霉的古代，好的文人都必须是好的仕人。而论起政治，政治是不能恬淡的。或许也只有老子可以教君王无为而治，但无为而治也仅限盛世。我想说，若李煜和赵佶生在一个太平盛世，做一个垂拱而治的君王，我相信他们会比任何空有一颗雄心壮志，却到头来弄得百姓劳民伤财的任性皇帝都要好。但无奈，他们生在一个动荡的时局，于是他们必须为此承担一种近乎莫须有的罪名。难道生错了时代也是罪吗？对，是罪，而且恐怕是原罪。所以我想，正中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带着原罪出生的臣子。
　　
　　但在文学上，他努力了。而之所以他的努力见出了成效，也全是由于他的恬淡。正是由于那股骨子里的超然和洒脱，所以，他才更愿意把文字构设地空灵而绝妙。正是在政治上，他不想说，也不能说；所以在一些抒泄心情的文字里，他更是秉承了一贯的作风。爽性保持一致，这样做人也省得阴阳两面，不至弄得自己心力憔悴。而作为文学的创作和实践，正中对于文字，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正如我在前文里提到的，他对于一种不蔓不枝且言简而韵丰的格调，有着别样的认同。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便下定了决心，要用这种风格作为自己的标识。而一旦有了这种要立言、立风格的愿望，在创作的热情上，作者也自然会格外地高涨起来。
　　
　　所以，他最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文人，一个失败的政客，和一个谨慎的人。在我们回望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美丽的篇章。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想一些其它的事情。比如，在如今的时代里，文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定位。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文人，我们俨然就是可以放下仕人的包袱，而专心投注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了。但这样的我们，是否又会缺失一种社会的定位呢？因为在古代，好的文人必然是权贵，是权贵就有话语权。而到了现在，作为一个纯文人的我们，还有多少的话语权？我们说的一句话，还有多少人是会认真听的？我们发出去的指示，有多少人是会当命令去完成的？不可能了，太不可能了。因为仕人和文人脱节了。就在我们还口口声声为那些没有仕才却文才卓著的古代大家鸣不平的时候，我们恍然发现，我们需要权力，我们需要话语权。而这就是在古代，诗词艺术之所以能兴盛的原因。因为文学和仕途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你的文学素养，直接关系你的仕人素质。所以，虽然这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这在实际上就促使着中国古代的文学领域，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与建树。而如果换了现在，南唐时候的正中，倒是可以安安稳稳地搞他的文学创作，只是还有多少人，会细听他那种“深美闳约”的声音呢？
　　
　　所以，这就表明了一个问题。在政治与文学迅速脱钩的今天，如何让文学在当下的社会占有一个突出的话语位置，这是值得每一个文人去思考与总结的。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去推论，为什么在古代，文学是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政治素养的？因为文学，大的文学，有它的指导性和思想高度。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故而，文学才有可能成为衡量人政治素养的标准。因为古代人相信，真正的政治家，不是以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取胜的，而是有着一种为民请命以及为民造福的良好愿景的人。而如果这个逻辑是通顺的，那到了今天，其实仍旧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的文人，能在文学作品里融入更多的思想高度，并将其和审美模式与公式巧妙地结合，那么今天的文人照样可以是时代的脊梁。说到这里，我想你们都已经想起了鲁迅。而我想说，在如今的太平盛世里，我们不需要像鲁迅那样逼仄。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理想与抱负，放在促使社会的新生代有更高的社会理想与生命觉悟上。
　　
　　也就是说，文人的概念已经发生转变。文人已经不是一个闲情逸致的行当，而是承载着深重的社会责任的。这种责任在古代有着诸多的混淆，又几经沉浮。但是，在今天，文人就必须也是一个有着大局意识和先进思想性的人，并且还需要精通各种文学的表达手段和技巧。所以说，现在的文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当。所以，有志的人才比在任何的时代，都想去成为一个文人。如果今后的文人，果真能做到这种境界，那也就不枉“文人”这个称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