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直在听一张叫做《坐在天堂的窗台上》（Sitting onthe Windowsill of Heaven）的唱片，它号称可以帮助治疗癌症。

　　之前，萨利斯室内乐团（S u l i sense m ble）的成员一直在和布里斯托尔癌症帮助中心（Bristol Cancer HelpC e n t r e）的住院病人合作，为他们演奏一些特别创作的冥想作品，并邀请他们尝试在不同的打击乐器上进行即兴创作。研究者对2 1岁到6 8 岁不等的2 9名癌症患者（多为女性）进行了控制监测，发现他们在听音乐会之后体内唾液免疫球蛋白A（s a l iv a r yim munoglobulin A）的水平大大提升，可的松（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相对降低。这意味着患者的免疫力系统有所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好转。

　　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发表在《代替疗法》（Alternative Therapies）期刊上，标志着音乐治疗这一未被认可的领域的一次不大不小的突破。研究中所使用的音乐被制成一张唱片出售，就是这张《坐在天堂的窗台 上》，唱片的名字来自一位患者形容聆听音乐治疗的感受。这些音乐由竖琴家塞利亚•哈珀（Celia Harper）用中世纪冥想风格创作而成，她曾受到肩膀僵硬的困扰而一度放弃竖琴演奏，但后来她发现弹奏某些简单的主旋律反而有助于减轻身体疼痛。

　　这真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可不是吗？然而，到此为止，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任何共谋，第一个牺牲品必然是前后一致的逻辑思考。布里斯托尔报告充满了自夸自大，不 断地重复声明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可不希望有人因为发现了“聆听音乐有助于放松及改善人们的情绪”而拿到诺贝尔奖，抑或如调研领头人莱斯利•布朗特 （Leslie Blunt）博士所言，“音乐能够帮助人们达到更深层的休憩，探索更广阔的情感领域。”

　　此类无比正确的废话为不断发展的音乐治愈 运动火上浇油，只是为了证明音乐永远有益于人。表演权利协会也发表了一份调研，证明音乐对各行各业都有好处。里面不外乎提到对着荷兰黑白奶牛放音乐可以提 高牛奶的产量和质量，在新生婴儿看护房里放音乐有益宝贝身心健康，音乐对日本哮喘症儿童和受痴呆症折磨的退休老人也都有积极的影响。

　　几乎每天都有 人急不可耐地告诉你音乐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戈尔巴乔夫说马勒《第五交响曲》帮助他度过了苏联时期最黑暗的日子，使他免于陷入忧郁；一个毫无希望的英国 人说他全神贯注地听一首利物浦足球队的队歌，居然打进了温布尔登公开赛；瑞典妈妈们声称她们听着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K467）更容易顺产。听 这些没心没肺的欢乐故事，就好像和一个亢奋的福音传道者一起被锁在电梯里一样。

　　事实上，如果只将音乐看成善的力量，就忽略了它的另外一半——音乐 可以被人以各种方式操纵。在延期的航班上，一张抚慰式的唱片可以让怒气冲冲的乘客变得平静；在超市里，一点来自德彪西的暗示便能引诱你选择法洗衣粉放在红国酒而不是澳 大利亚酒；在足球场上，一阵音乐的狂轰滥炸旨在激起部落式的忠诚；若是放在纽伦堡，那就更糟了（纽伦堡在纳粹德国时代是纳粹党一年一度的党代会会址）。

　　侥幸的是，至今尚未有人研究出如何能让音乐之应用在一种程度上达到精准和有效率。斯大林是第一位企图在作曲风格上施加国家性干预的领。之前两天它导人，在他的想象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能够提升士气和生产力。在现实中，他的方针只催生了平庸之徒，并惹来了不少嘲讽之作。

　　希特勒鼓励干净的浪漫主义作品，现在看来，除《布兰诗歌》之外，都离标的十万八千里。即便卡尔•奥夫这部蛊惑人心的怒吼之作，也是在二战后销量更好，所以没起到多少宣传德国力量的功能。

　　然而在科学和公共秩序这对双生兴趣的不断提炼改良下，音乐的塑造进程变得愈发精微了。有迹象表明，在商店和诊所里，使用音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每一次进步，就带着我们向奥威尔笔下的大众行为控制更近了一步。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用音乐治疗癌症、老年痴呆和车祸阴影，但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因为那就是音乐失去精神上的神秘感的时刻，而成为了强势的功能性器具，而掌握它的，一定是宇宙中的更为强势而好干预的主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