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外订约，五口开放通商。不久，道光帝应准耆英上奏，解弛教禁，康熙末年以来历时一百多年的禁教期，自此终告结束。然而，按照此时条约，西人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矛盾就出来了。对洋教士来说，他们不远万里跋涉，带着让亿万中国人接受福音的使命，口岸这么丁点的地方，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传教热情。所以，违约进入中国内地的情况层出不穷，偷偷摸摸的有之，大摇大摆的亦不在少数。内地这代民众，大多从没见过老外，倒是看得个新鲜。
　　
　　上海和宁波都聚集不少洋教士，他们最向往的，无非就是苏杭这两个“天堂”，尤其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天城”杭州。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前，上海的艾约瑟，宁波的丁韪良、倪维思、禄赐悦理、玛高温这些人，都私自到过杭州。运气差的，只能在城外转悠，有的贪恋西湖风光，玩得高兴的时候被官吏逮住，只好悻悻然被解送回程。运气好的，进得城去饱览市集繁华，顺道在佛庙里借宿，不但没被当作砸场子的，还好吃好住，相安无事。
　　
　　为什么都去杭州？名气大当然是个原因，但也不至于让他们这么一趟趟前赴后继，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传教士频频往来于上海和宁波之间，开始只走海路，但杭州湾口这带海域当时海盗猖獗。1847年，传教士中的明星人物，年轻有为的娄礼华从上海返回宁波，夜晚在乍浦出海后遭遇海盗，本来只是钱财被抢，但月光无情，海盗临走前突然看清他是洋人，因为怕他去告官，就将其直接扔进海里灭口，尸骨无存。这事对两地的外国人震动极大，一时人人自危。此后，杭州作为沪甬之间的陆路中点，自然成为传教事业计划推进的重头。
　　
　　1857年，英国《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柯克从上海去宁波，特意绕经杭州。此人带着同伴从嘉兴开始走运河，混在一帮货船当中。8月11日，他们到达杭州北新关。这大概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之后，第一个经过运河北新关的外国人。柯克一到大关，就被此地码头商埠林立、建筑气派的景象所吸引，让他想到了“泰晤士河两岸”。由于北新关是运河著名税关，柯克特意随身携带了一些英国产的白布、折刀等物品，这些对他的旅行其实没什么用处，纯粹是出于记者的习惯，为了知晓运河关卡对外国货物征税的额度，以坐实“中国内地对英国商品征税极重”的传言。过关时，他故意把这些物品放在醒目的地方，心里还作好了整条船被官员翻个底朝天的准备。
　　
　　但他失算了。北新关来的人到船舱里看了看，就对他挥挥手说：“可以了，走吧。”非但没收任何货物税，连过关的通行费都没问他们要。柯克一见如此，便通过中国同伴向他要求，自己船上的货物要纳税，甚至直说船上有走私货，但都无济于事，没有人理会。很显然，中国官员一见到他洋人的模样，便决意不和他有任何纠葛，直接放过关去，免得惹来麻烦。柯克尽管忿忿失望，却也无计可施。
　　
　　其实这倒反映洋人的特别心态。在1858年之前，他们违约进入中国内地，本来就做好了与中国官民纠缠，乃至被驱逐的准备，但如果去了之后发现“无人理会”，偌大个人被当作不存在，心里肯定也空落落的。人心如此，中外皆然。《天津条约》签订后，虽然按约外国人可以去内地游历，但北京那边清廷和英法等国还在摩擦，外交情势还不明朗。南方的洋教士们早已经等不及了。岁末，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来到杭州。这次他不是游玩，而是想驻于当地，建立正式传教点，这也是基督新教在杭州开教之始。
　　
　　留着大胡子的包尔腾穿着一身英国绅士服装，操着半通不通的汉语，但他到杭州却发现，没有人盘问他，或者驱逐他，人们只是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但很少有人和他接触交谈。这个一板一眼的英国人在严冬腊月里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且不说，精神上更是完全地被孤立。他一时找不到房子，就在杭州城北宝庆桥下新马头的一条船上，晃晃悠悠地住了一个多月。宝庆桥米市巷附近，恰好北关集市所在。武林门外十里湖墅，正是号称“钱塘八景”之一的“北关夜市”，历来是繁闹之地。旧历年关将近，货流昌盛，人流熙攘。但这忙碌景象，与河边船上住着的这个英国人仿佛毫不相干。他心中的苦闷，实在非常人所能忍受。所幸到了三月，宁波的倪维思带着几个同工前来，在城隍山租到了房子，包尔腾才搬去那里，免受孤寂的折磨。
　　
　　繁华终有时日。柯克和包尔腾尽管来得不巧，但却无意间成为旧北关盛景的最后一批见证者。1860年、1861年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后一次占城直到战败撤出。期间战事，城北都是重要战场，北关转眼散落萧条，房屋则大半毁坏。清军重回杭州后，左宗棠当即上奏，请求停止北新关税务，由于民生实在凋敝不堪，再加通关税负恐怕雪上加霜。此后，由于漕运地位下滑，北新关终成历史符号。凋落的当然不止北关，千年屹立的杭州城在这场战争里遭受最大劫难。1864年后，新教各差会的传教士陆续又进入杭州，但他们眼前这个残垣断壁、千家野哭的“破碎之城”，和马可·波罗笔下“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城市”，实在是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