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2月一个下大雨的早晨，德国最著名的在世交响乐作曲家穿着大花睡衣，走出杜塞尔多夫的家门，穿过狂欢节的街道，来到市中心一座老桥，纵身跳进了莱茵河。时年43岁的罗伯特·舒曼最后被从水里救了出来，人们认出了他，小心翼翼地送他回家，这时他的妻子克拉拉正怀着他们的第八个孩子，含着泪水将他擦干净，送上帘卷西风床休息。
　　
　　之后的16天，克拉拉一直守护在舒曼身边，直到医生警告他可能会伤害她，她才忍痛让舒曼住进波恩的一家疗养院。在那里，舒曼的精神病症状不断加重，加上三期梅毒，医生为医治这两种疾病用了过量的汞，导致他两年后去世。他的葬礼在波恩举行，人多得“好像世上没有比这更悲伤的事情”，舒曼的徒弟勃拉姆斯陪着克拉拉引领了葬礼队伍。
　　
　　这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时刻，浪漫主义天真之终结的里程碑是死亡，同年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因相似的原因去世，舒曼曾将海涅的诗歌谱成了美妙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舒曼的一生跟他作品描述的一样，一个出身林地的天真孩子来到了无可阻挡的铁轨和工业化的世界。他追求少女克拉拉的方式好像一个中世纪人，公然反抗她的暴君父亲（也是他自己的钢琴老师），等她一成年就结婚，他们的爱意在信笺和日记中流淌，一直到克拉拉成为当时第一女钢琴家。直到今天，波恩墓地他们合葬的灵台雕塑上，她依然满怀仰慕地坐在他的脚边。
　　
　　在音乐浪漫主义受到严酷考验时舒曼与瓦格纳、柏辽兹、肖邦和李斯特交往甚密。在1840年结婚前，他只写过一些充满渴望的钢琴独奏，结婚后一年之中，他便写出了《诗人之恋》套曲和魅力难挡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其中很大部分是克拉拉的功劳。接下来是四首交响曲，后古典时期的第一首大提琴协奏曲，一部歌剧，一首弥撒，一首安魂曲和许多声乐、室内乐作品。
　　
　　但是克拉拉不知道的是，舒曼长期求爱中表达出的过度热情其实是两极失调的症状。舒曼在狂热与忧郁之间摇摆不定，有时甚至会瘫痪。因为时常记忆短路，他被杜塞尔多夫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炒了鱿鱼。克拉拉再度怀孕，舒曼陷入频繁发作的痛苦中。悲剧的结局无法避免。“他的死带走了我所有的幸福，”克拉拉说。
　　
　　尽管舒曼的管弦乐配器并不特别高明，以至于马勒觉得有必要改写他的交响曲，但无疑舒曼是音乐史上的关键人物。在交响曲的发展中，舒曼是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中间的联接，在艺术歌曲形式中，他跨越了舒伯特和理查·施特劳斯之间心理复杂性的鸿沟。将舒曼拿掉，音乐史会变得难以理喻。
　　
　　勃拉姆斯如此崇拜舒曼，以至于其他交响曲作家都想像贝多芬一样写上九首，而他仅像舒曼一样写了四部便停止；即便他爱克拉拉甚过世间一切，却觉得自己配不上与她结合。埃尔加称舒曼为“我的理想”，拉赫玛尼诺夫将他视为榜样，风格截然相对的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都将舒曼的交响曲作为保留曲目，这证明他的音乐内在引人注意，艺术上亦十分重要。
　　
　　然而舒曼永远不可能像莫扎特那样受欢迎，他的音乐也不像莫扎特的那样悦耳。莫扎特的天才故事可以变成滚滚财源，而舒曼的名字暗示着疯狂和自杀。的确，舒曼写下的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有一股黑暗的潜流，即便是《诗人之恋》的“绚烂艳丽的五月”，当百花齐放，心里充满爱意之时，在16首诗的第7首中诗人说即便心碎也无怨无悔，在最后一首中，他将满载着爱的棺材扔进了莱茵河深处。正如所有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海涅和舒曼无法将爱与死分开，而他们在生命最阳光的时候已经预告了这一切。
　　
　　在舒曼的管弦乐作品中，充满了赤裸裸的自我怀疑。他构思的钢琴协奏曲本来是单乐章的短小作品，在克拉拉的温柔敦促下增加了长度。大提琴协奏曲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上演，克拉拉费了很大力气才鼓励他写完。在他所有的交响曲中，只有第三部“莱茵”表现出了贯彻始终的自信，而莱茵河正是浪漫之死的象征。
　　
　　人们很难去颂扬这位如此病态地迷恋爱与死的作曲家。舒曼的问题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疯癫。我们对超过极限的创造者感到害怕，不管他们是雨果·沃尔夫那样的作曲家，还是拜伦那样的诗人，还是梵高那样的画家。我们不敢靠近。我们对这样的艺术敬而远之，于是失去了理解这种洞悉我们潜意识的独特艺术的所有机会。
　　
　　我能够理解靠迎合公众喜好讨生活的艺术家和管弦乐团为何冷落舒曼。但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荒废，错失了探索人类经验深度的机会，琅琅上口的简单旋律再度战胜了人类文明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