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德黑兰”与“《洛丽塔》”置放于同一语境中，显然有撩拨读者想象空间的意味。而事实上，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并无哗众之意，只是平实地讲述一个事实而已，不过因为处于特殊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伊朗），连阅读西方小说也成为禁忌，于是，“德黑兰”与“《洛丽塔》”的组合真的具有了一种诱惑力与挣脱束缚的抗议色彩。
　　
　　阿扎尔·纳菲西生于伊朗，主要教育在西方习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到伊朗，于德黑兰大学任教，但因在女性的穿着与行为等问题上与校方产生严重分歧而被革职。不过向往自由的心并未停歇，纳菲西筹办了一个小型的读书会，选择了七个女学生，阅读讨论为政府所禁的一些西方小说。阅读成为在专制高压下释放个性与自由格调的一种方式，书中的人物、情节及内涵与现实人生交织在一起，散发着梦想与抗争的气息。
　　
　　在这样的荒谬时代与惨淡氛围中，读书会的成员对西方小说的接受必然“著我之色”，这也是文学经典多义性的体现。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向来有多种阐释（如在文化迷恋说中，即被解读为暴发户的美国文化对欧洲文化的一种微妙暧昧的觊觎），而在德黑兰的语境里，难逃现实环境的折射或直射，“我们所遁入的小说世界，最终却引导我们质疑挑战我们所处的现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无力说出口的”。于是，在纳菲西与女学员们的讨论中，洛丽塔成为国内被压迫者的象征，因为有亨伯特这样的“窃据者”存在，洛丽塔如被钉在墙上的蝴蝶，不仅生命被禁锢，连话语权亦随之失去，其故事可被窃据者任意捏造。
　　
　　其实，在特殊语境中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于我们并不陌生，如清朝末年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将《红楼梦》注入了排满和启蒙的释义，其时也颇有影响。而在纳菲西所处的时代，她着重将《洛丽塔》拈出，自有独特的涵义，缘于在专制的禁锢中，深受其害的首推女性。如黑色的长袍和头巾包裹着女性的每一寸肌肤，如检查者对女性的严苛对待，更有如读书会成员对《傲慢与偏见》开头语句的戏仿：这个国家的男子“不论有钱没钱，总要娶个九岁大的处女做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
　　
　　于是，不管是阅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戴西·米勒》，纳菲西和读书会的成员们在实质上都指向禁忌的世界里被困的蝴蝶，探讨其命运与救赎之道。我们或许可以质疑这种阅读窄化了文学经典的丰富释义，但未处于禁忌世界的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其阐释的必然性与此种抗议所需的勇气？
　　
　　蝴蝶，是一个有众多意象指归的小生灵。如《西线无战事》中战壕外翩翩飞舞的美丽蝴蝶，如中国梁祝故事里坟墓开启飞出的悲情蝴蝶，而于纳菲西及女弟子的眼中，在德黑兰，只有被钉在墙上的蝴蝶，奄奄一息，难以有自由的空间可供存身。因之，不管是娇美的洛丽塔，还是充盈梦想与憧憬的盖茨比，在这个国度里都成为邪恶的代表，被封杀和禁忌，现实中只剩下满街的黑袍、狂热的信徒及领袖的语录。任何美的事物，都在正义和高尚的名义下，“遭暴力玷污”。
　　
　　纳菲西与女学生们的读书会，大约有一些桃花源的味道，但却远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一个女性的守护自由信念之地为严酷的时代环境所笼罩，女孩子们自己与周围亲友“每天生活在这种琐碎的、任意的规矩和处罚中”，陆续发生的各种事端，说明在威权统治下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随时都可能被夺去自由与梦想。而在《一千零一夜》都被列为禁书的情况下，文学的自由阅读和讨论真正成为一种抗议的手势与靠拢梦想的隐喻。
　　
　　于读书会的成员而言，幸好还有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奥斯汀、詹姆斯等经典作家的作品陪伴她们，“就像爱丽丝不顾一切追逐白兔，跳入洞中”，文学的繁富精髓滋润着女孩子们处于干枯境遇中的生命，为禁忌的世界里被困的蝴蝶寻觅一条解脱之道，不再“成为他人梦想中捏造的产物”。而作者阿扎尔·纳菲西是在十几年后离开德黑兰到美国后写出这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我想，她既是在缅怀这段值得记忆的时光，也是写给德黑兰之外、同样在禁锢环境中的蝴蝶们，告知曾经存在过的梦想与抗争，以期不要泯灭那希冀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