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NNIE ROTHENBER GGRITZ
　　
　　1967年，就在“爱之夏”后不久，《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嬉皮士的盛行》，介绍了旧金山新兴的青年文化。作者指出：“几乎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他们骨子里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子女。”最让那些想要报警的民众抓狂的就是，这次捣乱的不是肤色不同的黑人，也不是行为古怪的移民，而是家庭经济状况优越的男孩和女孩们……受过正规的教育之后，只要他们想要，他们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规规矩矩地上下班；拥有带有浴室的漂亮房子，在浴室里他们能够剃须和梳洗。“
　　
　　一位经济情况优越的中产阶级男孩：那是我妈妈的堂兄乔·桑伯格。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她的每一个感恩节都是在堂兄家的高档住宅中度过的，他家在罗斯林海茨的长岛郊区。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却有着与这一身份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极左主义观点。整个六十年代，乔和他的四个兄弟变得越来越激进。塞姆伯格家有两个男孩最后甘愿去古巴为卡斯特罗的革命砍甘蔗。
　　
　　1969年，在乔22岁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那时，《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中描述的海特-艾许伯里盛况几乎已经横跨海湾转移到伯克利的电报大街了。那里的房租稍微便宜一点，而对那些付不起租金的人来说，天气也暖和一点。大学城也对那些日夜把人行道挤得水泄不通的长发孩子们表示了更多的同情——他们交谈，抗议，亲吻，跳舞，打架，还吸了好多毒品。
　　
　　乔是这次历史场景的一部分，但他又有点置身事外，通过他的相机镜头旁观着一切。多年以后，他已成为一位备受推崇的专业摄影师——在他安定下来并成为三个孩子（包括喜剧演员安迪·塞姆伯格）的爸爸之后——他给我看了一些他早年拍摄的电报大街的照片。它们像和平符号、雏菊花环和水瓶座圆圈舞这些广为人知的景象一样，一直徘徊在我脑海中。乔所见到的事实正如《大西洋月刊》作者描述的：成群的孩子受到乌托邦理想的吸引而来到加利福尼亚，然后投入到充斥着性、毒品与昏睡的生活。
　　
　　乔经常打趣说他因为与披头士歌中的乔乔（披头士歌曲GetBack中的主人公——译者注）同样的原因启程向西：“来到了加州的农场。”但与大多数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来到旧金山的孩子一样，他要告别自己的旧日生活有着非常个人的原因。1965年，他大学里的女友在他们正要谈婚论嫁时死于车祸。半年后，他的母亲死于癌症。“我真的开始沉沦了，”他说。“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无法在学校里找到任何能够让我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事情。”
　　
　　于是，他从爱默生学院辍学，从波士顿迁到了南面的曼哈顿，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的一个色彩实验室中找到了工作。他将闲暇时间花在了哈莱姆（纽约黑人聚居区——译者注），在阿波罗剧院见到了詹姆斯·布朗和其他的R&B歌手，或者在东村的粗糙字母表街，流连于安迪·沃霍尔的圈子内。他观看了地下丝绒乐队在不可避免的塑料爆炸（安迪•沃霍尔在地下丝绒摇滚乐伴随下进行的偶发表演——译者注）中的表演，然后回到破旧的公寓吸食冰毒。“我做的事情让人感到痛苦，”他现在说，“但是我当时太年轻还不理解这一点。我只知道我不顾一切地要再次感觉良好。”
　　
　　1969年，在他刚被解雇后，他的弟弟弗兰克来到了城里。弗兰克一直生活在伯克利，他说服乔和他一起回那里。他们开了三四天的车，沿途几乎都是沉闷而冰冷的地带。他们在俄亥俄摔到了地上。在怀俄明，他们把自己锁到了车外，当地的警长帮他们打开了车门，把他们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然后告诉他们不要再回城里了。他们在暴风雪中穿越了山脉，几乎看不清路。最后，他们感觉车一直在下坡而不是上坡。
　　
　　“然后，”乔说，“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这葱葱郁郁的山谷。看起来就像一流的启蒙书。翠绿的山丘绵延起伏，像年轻女子的身体一样柔软而有曲线。天空蓝得那么完美。一团团云朵像棉花一样，你知道吗？纯净而洁白，泛着光芒。我非常好奇，“我们是不是冲出了路面坠入了天堂。
　　
　　当我们驶入伯克利，到处都是嬉皮士——他们站满了每个角落，列满了每条街道。乔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人们现在真的没法理解这些，但当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你不能留长发，会有被殴打的危险，”乔解释道。“过去在波士顿，会突然有车停下来跳出一个家伙想要杀掉我。我不得不拔腿就跑。”即使在纽约，只要他离开格林威治村，“我不停得受到骚扰，有人朝我吐口水，猛地推开我。”而乔甚至都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嬉皮士。“我是个嬉皮。”他说。“那就意味着长筒靴、黑色牛仔裤、黑色T恤，皮夹克——你也许会看到滚石乐队穿着这类东西。
　　
　　在加利福尼亚，花儿的孩子打扮已经登峰造极。“人们都想寻找自己的风格，”他说。“他们不再试图强调嬉皮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发现这真的很让人兴奋。这对一个摄影师来说可是个大项目——虽然，以任何中产阶级的标准，这些人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
　　
　　乔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开始在人行道上度过一天又一天。“除了身上穿的那身衣服，我真的没有其他衣服了，”他说，“我很少吃东西。当我有钱了，我首先会花在毒品、电影和食物上——就是这样的顺序。”
　　
　　电报大街上有两种类型的吸毒者。一种毫无悔意地注射海洛因。其他人使用致幻类毒品，但他们相信鸦片类毒品是“大哥”为了防止穷人爬出贫民窟而采取的邪恶方式。起初，一些孩子挂出标牌宣称“这里没有卖海洛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乔说，那些标牌倒下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硬毒品。“原来那些意识只是越来越弱了。”
　　
　　看看乔的照片，很明显那些成瘾者中有些是多么年轻。一群叫做“迷你暴徒”的初中年龄的女孩经常会穿着米老鼠T恤出现。乔说：“有人控制了那些孩子。”他们那些人告诉他们，“听着，你们不需要上学。生活中需要学习的一切就在这条街上，就在这里。
　　
　　1964年以来，伯克利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其中不乏穿西服打领带者——聚集在斯普劳尔广场（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内——译者注）捍卫民权，要求言论自由。校园一直是反主流文化最大胆的想法的源头，那里是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动员反抗种族隔离和越战的地方，是学习政治理论课程和东方哲学的地方。
　　
　　现在，大学里的辍学者和那些离经叛道者、离家出走者聚集在萨瑟大门（斯普劳尔广场上的一道分隔校园的大门——译者注）的另一边。愤怒还在，引发愤怒的问题却含糊不清。当乔在电报大街徘徊时，他的哥哥保罗出版了地下报纸讽刺文章的选集叫做《着火了！》。这本书中嘲笑了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
　　
　　即使在当时，乔说他“太喜欢讽刺了”也不能完全买激进主义的账。“大街上的普通人对于政治几乎是完全无知的，”乔说。“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有毒品，毒品，毒品。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他们只是支持所有既有体制的对立面。这些都没有知识基础。人人都在谈论的东西——爱的感觉、新纪元和激进主义政治——实质上正在走向悲惨的死亡。
　　
　　乔终于结了婚，有了家庭，成为了中产阶级，但他从未搬离伯克利。电报大街上仍然有无家可归者在游荡，但如乔所指出的，他们不再假装是嬉皮士了。运动本身已经死了，那些曾经推动运动发展的人们也已风光不再。
　　
　　“这就是我对于整件事情的问题，”乔说，“如果人们持续依赖于毒品他们是没有什么长进的。一切开始于更高层次的思考——扩展你的思维，让你更清醒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一旦毒品占了上风，所有这些宏大得想法都消失了。”
　　
　　《大西洋月刊》那篇文章的作者马克·哈里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是婴儿潮之前的那一代人，但他是一个为《埃博妮》和《黑人文摘》写作的纽约白人，他对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激进主义者抱着高度的同情。只是他认为嬉皮士们没有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毒品妨碍了他们情感的发展，让他们任由“他们的幻觉、非理性和魔鬼理论、生活经验不足和失败感知”的摆布。他们没有推进博爱和平等，反而占据了公共空间，摘下了金门公园中所有的花，拒绝调低他们的音乐音量让他们努力工作的邻居们睡觉。而且由于他们会讨钱，频繁光顾免费诊所，这些郊区的孩子们从城市中本来最需要这些的人那里吸走了资源。
　　
　　尽管如此，嬉皮士最终还是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使是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影响。“不久之后，我开始注意一些事情，”乔说。“那些曾经因为我的长发而想要狠狠揍我一顿的人——现在他们也留起了长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林纳德·斯金纳德在奥克兰体育馆的巨大联邦旗帜前唱起“阿拉巴马我甜蜜的家”时，他们看起来与电报大街上的嬉皮士奇怪的相似。“所以，是的，”乔总结说，“我想发生了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