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意思，是树比人多的地方；城市的意思，是人比树多的地方。
　　
　　马克思的人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拆成两个短句，第一句，人是“关系的总和”。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来自旧约的世界观。第二句，一切关系都是“社会关系”。这是唯物主义的眼光，与犹太传统背道而驰。多年来，我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以一种近乎烈女的姿态，拒绝过这一定义。10年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应当拒绝的，是第二个短句，而不是第一个短句。
　　
　　在第二个短句中，对人的社会学解释，否定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摩西十诫”的前四诫，即上帝与人类的立约关系，就被哲学化、唯理化和道德化了。这一过程在中世纪经院神学中，曾因希腊哲学的沉浸，而已发生过。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重新将人类灵魂的路线图，指回耶路撒冷。马克思事实上站在这两个德国伟人，即黑格尔和马丁路德之间。他穷尽一生，致力于删除第一块法版（前四诫），并重述一个第二块法版（后六诫）的唯物主义版本。
　　
　　耶稣曾说，十诫的总纲，是“敬虔爱神”（前四诫）和“爱人如己”（后六诫）。加起来说，人是两重关系的总和。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二是人与他人的关系。更准确地说，人是这两重关系中的爱的总和。
　　
　　马克思的革命理想，是在摩西律法中去掉第一块法版；在两重关系的总和中，去掉人与上帝的关系。
　　
　　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类在本质上是一场聚会。城市是身体的聚会，教会是灵魂的聚会。家庭是私人的聚会，国家是公共的聚会。
　　
　　就第二块法版的范围说，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着保护每个家庭和每座城市的聚会。
　　
　　就第一块法版的范围说，如果人类不敬畏上帝，人类在本质上就是非法聚会。
　　
　　所以我借用两块法版的层面，来解读这部关于城市的电影。上海的兴起，显然是中国近代史上，场面最大的非法聚会。在第二块法版的关系内，有足够的理由，又爱这城市灯红酒绿，又恨这城市婊子无情。上海和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不同，它在起初几十年，基本上是一座“民办城市”。1930年，上海的民间慈善总额，已接近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50%。1949年初，上海有1300多个近代民间社团，超过全中国其他城市的总和。慈善社团兴办的育婴堂，收养了全市新生女婴的10%。
　　
　　贾樟柯的野心，是记录那些参与这场party的人，是如何被打扰的。爱和自由，又如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聚会中被争取、放弃和叙述。贾樟柯很天才地，给了这部片子一个看得见的灵魂，就是幽灵般走来走去的赵涛。这个常被雨淋湿的妙龄女性，透出起伏的胸脯、满目的情欲，和鬼魅般的情思。象征着一个肉身的集体主义者时代，和一个灵魂的“伪个人主义者”时代。赵涛的女性身体，成为这座秀色可餐的城市的，记忆与欲望的LOGO。
　　
　　贾樟柯用18位访谈者的故事，和聚集在黄浦江边的码头工人、世博会建筑工地上生动的目光，及地铁里疲乏漠然的市民，形成了一种历史与当下的对照。如果说，上海是一场人类的聚会，这18位访谈者显然都是这场聚会的参与者，许多人还在其中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但从开埠到世博，多数的与会者，其实就如赵涛一样，只是一个游魂，他们并未真正参与这场聚会。
　　
　　贾樟柯曾构思，一艘船从重庆出发，去接近上海。因为上海不只是定居者的上海。很多人可能只去过一次上海，送儿女上学，出一趟差，度一个假，签一份合同。就像今年参观世博会的3500万游客一样，人们奔赴中国史上一场最大的聚会。
　　
　　一个牧师说，既然上帝爱人多过爱树，上帝也一定爱城市多过爱乡村。人类的确开始于一个园子（伊甸），却将终结于一座城市（新耶路撒冷）。如果说，人类是受造物的中心，那城市也就是大地的中心。上海的意思，就是风云际会，就是大江大海。上海和我们的城市一样，既是罪恶的中心，也是恩典的中心。
　　
　　如果城市是人类的聚会，城市的意义就是公义和怜悯。任何受害者，永远是到人更多的地方寻求公义。所以没有上访者的城市是可耻的，除非这世上本无上访者。乞丐也从来只有在城市才能生存，因为乡下养不起他们。所以没有乞丐的城市也是无耻的，除非这世上本无乞丐。人类史上的异议分子，也几乎都生活在城市，因为在乡下更容易被烧死。所以没有异议分子的城市，简直就不配被称为城市。
　　
　　古人说，小乱避乡，大乱避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这三场战争成就了上海。所以在第一块法版的关系内，赵涛的形象，其实就是许多高尚社区外面，柱子上雕塑的天使。在希腊叫守护神，在上海叫城隍爷。
　　
　　没有一座城市是没有天使的。当初朱元璋下令，给每座城市的城隍爷，裂土封王。意思是承认，一座城市的聚会，不可能都握在政府手里。既然纽约需要自由女神，上海也需要一个精灵。即使我们尚不明白她的面庞和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王书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