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称中国城镇贫困人口数约为5000万人，而且城市贫困人口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后就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物价的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力、房价的频频攀升、就业形势的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之中。

    5000万城镇贫困人口，如此冷峻的数据已经足以令人震惊。但细查报告会发现，此次估算所依据的数据基础，还只是官方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所得出的“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8.7%之间”的判断，5000万城镇贫困人口只是据此作出的估算。已有专家发表观点认为，这样的估算“显而易见保守”。而“5000万城镇贫困人口”已经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据人民网报道)，也就是说，城镇贫困人口中起码有一半处于无低保状态。

    即便是如此“保守”的数据，还是让人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更何况还有贫困人口数量仍然不断上升的这个可怕趋势。或许只有在这样的残酷数字面前，人们惯常所见的国家宏观经济数据的高歌猛进，才会显现出其虚幻的一面——那些曾经令人骄傲的数字，可能在某个维度的衡量中会变得异常有痛感。8月3日的消息，有媒体统计各省、市、自治区公布的经济半年报后发现，今年上半年，29个省市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超过了10%，31个省市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了CPI。

    同一天看到这样一组反差如此强烈的数据，令人恍如隔世。没有谁有权去怪责网友的不适应，因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的想法，可能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个别判断。尽管也有专家出来解释说，民众这种感受的落差源于统计方式的原因，但抽样统计再怎么“不可能覆盖到所有人，不可能保证100%准确”，也应该起码反馈出社会问题的大致情况，否则也不会被作为科学统计的常用方法。剩下的可能性在于，要么是又一次因数据造假甚至生造而导致的“被增长”，要么是因为贫富差距持续拉大、高收入阶层长期拉高平均线，导致普通民众感觉自己“被增长”。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所共同映照的，则都是“5000万城镇贫困人口”这个保守的数据。

    在通胀压力巨大的这个现实背景下，贫困人口已经是比宏观经济增速更需要正视和认真应对的中国现实。通胀的压力很大一部分压在贫困人口身上，而这个贫困人口并不仅仅是干巴巴存在于统计数据中那一部分。中国贫困线的低标准一直备受诟病，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指出，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被脱贫”。2011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将肯定上调，而此次社科院的报告，则将中国城市的“合理贫困线”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

    调高贫困线标准，意味着贫困人口的数量将更加庞大，但调高与否并不直接影响人们的切实生活感受——调与不调，贫困的感受都将依旧，而最真切的疼痛感也永远来自个案体验。“吃饱饭”已经不能再成为炫耀或者衡量的标准，教育、医疗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是最起码的人类生活底线需求。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即便是（甚至尤其是）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因疾病等原因陷入贫困的都市人口，也很难有能力自我改变生存窘态。

    尽管社科院报告显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但多年来诸多学者所呼吁和期待的所谓“橄榄型”社会，显然还没有如预想般顺利出现。社会中产阶层增长的速度，是否能够跑得过贫困人口的增幅，可能会是另一项考验政府施政能力和政策实效的重要指标。而贫困线的调高，其实也更多地指向政府责任与担当的层面，因为对社会贫困人口的帮扶与救济本身所体现的，就是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

    让社会结构走向良性演化的橄榄型形态，具体到对贫困人口的救助与帮扶，除了强调直观可感知的政府责任，可能需要更长远和宏观的考量。

    城市人口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不对等格局之下利益的不均衡，是“社会剥夺”与“社会排斥”的长期发酵，物质贫困的背后是权利的贫困。必须通过更深入的改革来达至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的目标。所要进行的改革，应当是消解强势阶层既得利益的，应当能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城市贫困弱势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就切身体会到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