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昨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在此之前，公众只能通过学者和记者的爆料，才能窥知草案一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此份草案一读期间，新华社曾公布了一些修订亮点。结果令全程参与修订工作的陈光中教授也颇感意外，因为新披露的草案内容距离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版本，又有新的变化。

    被称为“宪法适用法”的刑事诉讼法，既关乎公权与私权的配置，亦关系到公权力的内部调整。我们可以想见围绕这部法律的立法博弈是何等激烈——今日之中国，早已步入一个“立法艰难”时代。《物权法》八次审议方获通过，《刑诉法》修正案则是8年始得草案一读。物权法关乎物，刑诉法关乎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人权则无一切。关注《刑诉法》修正，就是关注我们自身。

    而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度向社会全文公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在人权领域是破冰之举，无疑值得认可。我们期待踊跃而认真的民意表达，也期待立法机关以中立的姿态，尊重并汲取民间智慧，以完成公平的立法博弈。

    《刑诉法》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并在《律师法》修订闯关成功后仍被悬搁，这说明围绕此次修法的各方意见并未统一。一周前，诸多媒体语带乐观地向读者介绍了《刑诉法》修订的诸多亮点，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再如“近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又如“死刑复核更加慎重”。但事实是，记者得到的这些信息来自于“选择性介绍”，媒体又在报道时夹带了不少期许。报刊上有关《刑诉法》修订的亮点频闪，固然有其事实依据，但这并非《刑诉法》修订的全部。

    如果我们翻开公检法司的行业报，我们则会发现有关《刑诉法》修订的另一个天地。如“刑诉法修改将为打击犯罪提供有利武器”。该报道的正文小标恰可视为他们认可的亮点所在，比如“审查批捕时限延长”、“拘传时间延长12小时”、“明确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

    不同的视角，发现了不同的亮点。有的偏向保障人权，有的则明显偏向惩罚犯罪。这样的异曲不同工，恰是立法过程中需要通过反复博弈来寻找妥协的地方。而之前由于草案全文未公开，使得立法博弈无法正常进行。

    比如有论者站在民意一方，言辞激烈地对技侦、密侦入法表达了反对。但技侦、密侦本身是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可以惩罚犯罪进而保障多数人人权；用之不当，不但不能惩罚犯罪反会伤害无辜民众。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并不因刑诉法未规定，就不存在。事实上，监听、监控、特情甚至警察陷阱，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已是常态。目前，主要靠一些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在约束。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将这些特别权力赶进笼子，让它戴着镣铐跳舞，而不是让它继续在法外游荡。因此，对技侦、密侦其实并不是要不要规定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定的问题。讨论“草案”中的具体规定，比简单抨击技侦入法可能更加重要、也更为可取。

    草案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其中，又见“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弊端。何谓“其他严重危害社会”，何又谓“严格的批准手续，这种刻意模糊是否已在为将来侦控机关滥用技侦预埋伏笔？如果不是，正好改之。

    还有审查批捕时限的延长、拘传时间的延长，无一不暗示着公权的扩张。这种扩张的理据何在？我们希望看到利害机关能够及时站出来公开其观点，以使立法博弈能够在互动中达成妥协。而对律师会见当事人，草案中设定了一些限制条件，这又涉及到与《律师法》的衔接。至于学界呼吁颇多的程序性制裁，在草案中未见有大的突破。看来，要解决刑事司法中的“监督偏软”现象，还得期待下一轮草案的再修改了。

    从公开的草案全文来看，既有保障人权上的亮点，也有强化侦控权的暗点。两者应如何调和，才能使制度的运转更加润滑而不是相互脱节，也是立法者应关注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