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开学第一天，千千万万的学子在父母亲人的注目下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上学，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就学问题格外令人揪心令人挂怀。自6月中旬起，首都北京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市教委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沸腾的舆论宣称“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学”，究竟是决心还是谎言？实际执行过程中会不会落空？9月1日 《新京报》对朝阳、海淀、大兴三区的调查发现，截至8月31日上午，在三区涉及需要分流和转移安置的1.4万名学生中，目前前去公办校报到的学生人数仅为8000余人，尚有6千名学生“不知所终”。

    根据分析，没有前来报到的学生，除了一小部分回原籍就读外，还有一部分仍选择在另外的自办校就读，有的调剂后暂未到校报到，还有部分学生信息不完整，联系不上。另外一部分学生则有可能是六年级和学前班的学生，“之前打工子弟学校报上来的数据估计包括这两类人，这两类人不在安置范围内，所以导致数据有些差距。”

    很明显，在大刀阔斧突然袭击式的关停民办校过程中，市教委“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郑重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三成多的孩子“不知所终”，这样的比例太吓人了。甚至于即使有一些孩子得到了调剂的名额，也完全有可能因为路途遥远等原因被迫中断或暂时中断学业。

    没有人为此说一声道歉。也许在他们真实的心里，并没有孩子的真正位置。他们的眼里，只有尽快消灭城中村。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通过捏住孩子教育和未来这个“中国家庭的七寸问题”，有意无意制造打工子弟无学可上的困境，“逼迫”城市的低收入人口离开这座城市，从而达到减少“低素质人群”和“人口控制”的目的。拿孩子做“人质”的，在我们这里从来不鲜见。比如，一些中小城市，为了发展所谓的城市新区，故意把学校搬迁到新区，逼迫家长去新区购房。而在一些大城市，则是千方百计地给孩子平等的就学制造门槛，以此达到对外来流动人口“经济上吸纳，社会上排斥”的目的。把孩子作为人质，的确最见效，然而却也最恶心，最遗祸社会和未来。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是民间力量对政府无视农民工子弟平等教育权的自我救助。如果城市政府真正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妨学习厦门、上海等地的做法，由政府出钱收购和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外来务工者子女无障碍入学，甚至于逐步解决他们就地高考的问题。多一点建设，少一点破坏，应该是对于教育、对于未来的基本态度和方式。事先未做充分准备，仓促关停农民工子弟小学，人为制造大量学生在新学期无学可上，这不是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教育主管部门甚至其主管政府难辞其咎。须知，孩子的成长，就在须臾不停的时光里，不论社会还是个人，一刻也等不起，一刻也误不得，一刻也不应该有歧视和漠然。

    龙应台说：“政治家的心中，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6岁的孩子正要脱离父母的怀抱，进入小学，开始他社会化的过程。透过政府的运作，正要开始塑造他的人格、培养他的眼光、训练他的智能、决定他的未来。”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以什么，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将给社会以什么。这就是因果。故乡不再是孩子的出生地，而是在孩子的未来处。今天我们的城市关闭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天可能就必须多一所监狱。这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警世危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你不让城市敞开微笑的胸怀，明天你将准备为这个城市放声大哭。

    惟有先做好“一个都不放弃”的踏实准备，周知每一个涉及的家庭和孩子，再来做“摧枯拉朽”的破坏，才会有真正的以人为本，“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不让一个公民流离失所”之类的承诺才不致最终沦为谎言和破坏的通行证。而在我们的大地上，类似这种只顾破坏不管建设的“发展”，又有多少呢？好比《南方周末》的最新报道：2010年1月，昆明市福海村开始被征地拆迁。因为“怕老人死在房子里，不吉利”，房东都不肯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48名等待回迁房的老人无房可租，只能住在由猪圈改造的小屋里。

    失学的孩子、猪圈里的晚年，让这个盛世中国和谐社会的脸面往哪里搁？人，也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一撇一捺，支撑起诸多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