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会组织“新政”，理所当然激起了社会的期待：结社管制是否会有所松动？

    所谓“新政”，是指“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与此同时，“广东将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行‘一业多会’，改变‘一业一会’的垄断格局”。

    这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成立社会组织依然需要政府批准，但与以前相比管制渠道减少了；二是同一种行业协会的数量将增加。

    现代民族国家由个人、社会、政府构成，分别对应着单一个体、以不确定人数为单位的有组织人群或无组织人群，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代理执行机构。

    社会，顾名思义，有结社和集会的含义，是人群有组织的集合与汇聚。严格地说，不能自行组织的人群无法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

    由于绝大部分政府具有垄断暴力的特性，无组织的人群通常缺乏限制政府权力的施压能力，也没有实现增进福祉的自我能力。

    因此，当代法治国家，无论是政治学还是政治实践，宪法都不会允许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管制——社会是社会，政府是政府，各有各的路径。

    同时，政府不但不能管制社会组织，还得依照宪法和法律为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

    法人社团的存在，目的是在法律框架内承担自己各种社会活动带来的责任，并非对政府负责；非盈利法人社团的法人身份，只是免税所必备的身份。

    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到政府部门登记并非社会组织的必经程序。

    即使登记也不是批准制，而是自愿的备案制。为获得免税优惠而登记的非盈利法人社团，其可能烦琐的批准过程是针对免税资格，而不是针对社团成立资格。

    换句话说，成立社团不需要任何资格，有志同道合者愿意成立社团，若不涉及公共服务，则与政府不发生关联。不登记是原则，登记是例外——这就是结社自由。

    而一旦有了结社管制，就谈不上结社自由。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原本应该是服务于个体与社会的服务提供者角色。

    结社自由原本天经地义，政府应该按照社会所需为结社提供服务。结社管制完全颠倒了两者关系——社会如何组织自己必须仰仗官府鼻息，政府让结社才能结社，政府让怎么结社就怎么结社，政府不让结社就不能结社。这就变成了社会服务于政府。

    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结社自由。但实际操作中，仍然是结社管制。

    广东此次改革试点之所以引发关注，正是因为结社管制略有松动，从五花大绑改为只捆手脚。

    但无论从结社自由还是结社管制的角度看，仅仅取消社团业务指导这一原先社团成立的资格必选项，直接由民政部门审查成立资格和监督其运行，效果未必好。

    从结社自由角度看，管制依旧，自由并不存在，无需多论；从管制角度看，以前的模式是业务指导单位分摊管制成本，现在则由民政部门独家垄断管制。

    它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政部门扩权，产生了更多寻租机会，可能会在此领域引发、加剧腐败；二是民政部门在扩权的同时，加重了管制负担，可能会因此加剧管制，当然也可能因管制部门减少而削弱管制。

    但这完全取决于管制者，并不取决于被管制者。

    以不受限制或基本不受限制的权力本性而言，结合前述第一项可能性，管制或许会变得更随意，出现任何领域里常见的结果：善于勾兑服从潜规则的社团受管制少，规规矩矩的社团反倒可能受管制更多。

    至于行业协会的竞争性机制，由于结社管制的先决条件，会出现与上述登记制度同性质但逆向的效果：行业规范规出多门，虽没有政府直接管制那么多的束缚，政府依然可以插手同行不同部门的行业协会。插手时形成政府垄断管制，不插手时行业内混乱无序。

    当然，广东的改革能取得何种具体的现实效果，现在还很难做细节推断。逻辑推理不能替代现实本身，人类生活远比逻辑丰富得多。无论如何，明年下半年即将开始试点，结社管制“松绑”能否最终走向结社自由，值得拭目以待。
（作者：萧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