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这个时候，当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踏上日后注定将永载史册的“南巡”之路时，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境况远比今日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更为险峻、压抑、危机四伏。
在这段途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几千里，历时一个多月的行程中，这位小个子的伟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边调研视察一边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崭新观点，后来被统称为“南方谈话”，它将笼罩在国家政治天空中的阴霾以及改革者们心头的乌云一扫而空。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组织以“皇甫平”为笔名撰写发表著名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系列评论的周瑞金先生近日撰文回忆历史亲历者们当时心头那种拨云见雾般的舒畅：“真是大音希声扫阴霾啊！只有亲身经历过当年欺负激荡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带来的解放思想风暴洗礼的震撼和激奋！今天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仍能强烈感触到其推进改革攻坚的突出显示意义！”（周瑞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载《同舟共进》月刊2012年第2期）
这的确代表了许多“过来人”——包括我这个当时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新闻工作者——内心的真实感受，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已经很难体认。
“南方谈话”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
——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自此以后，以“三个有利于”为代表的新的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共识，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历史也证明，正是“南方讲话”开启了中国经济长达20年的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长持续景气之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全社会充溢自由创新的繁荣气象……
在“南巡”将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而非被迫）融入和拥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0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几乎悉数沦陷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一跃而位居全球第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当今国际上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但离开了强大中国的参与，几乎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古老中华神州历经百多年浴火重生，再度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
但是，站在今日之历史节点，反观中国自身，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如近年来各地此起彼伏的不安定迹象所显示的那样，亦如有识之士一再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眼下正进入一个关键的“瓶颈期”或“攻坚”阶段——国民经济连续数十年快速发展之下积累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其中最为人民所关切的是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横行、生态环境污染以及全社会普遍的道德滑坡和价值缺失。
这需要我们痛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然而，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群体。在改革之初，他们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所谓“发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告求，如何“切蛋糕”（“分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 “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全新而复杂的形势下，就不再像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因为不再有“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之虞，因为不再有共同的敌人（令全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极左路线），改革已经失去共识。
许多人士于是热切地呼吁，当今中国需要新的一次类似的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今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一位年逾八旬的长辈，他是个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离休干部，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时担任正厅级领导岗位。谈话间自然说到了当前国家面临的上述严峻挑战，老人突然激动地说：“我看只有再出现一个邓小平这样高瞻远瞩的卓越领袖，才有可能破解当前改革发展的困局！”我相信，这说出了相当一部分党内改革派人士的心声。然而，正如周瑞金先生艰难地承认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的‘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同上）
更令人忧心的是，在今日之中国，当年跟随邓小平一同开启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老一代改革派政治家们已经越来越少。这批老干部——其中比较典型的像仍然至今健在、已接近百岁的万里老人，他是30多年前发现并支持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省委书记——大多有共同的经历：解放前入党参加工作，接受过比较纯正的共产主义教育，解放后亲身经历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尤其深受文革极左路线之害，80年代在中央个省部级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遗憾的是岁月不饶人，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以前一直说，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用在他们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在中国特定的依然需要仰赖权威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既是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护法，反过来说，也是左的势力回潮时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相对于他们的资历、声望、权威和其部下们掌握的现实政治资源，当前社会上的那些自由派的力量实在是渺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按照自然规律，随着这批具有坚定改革思维的所谓“第二代”、“第三代”老干部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今后10到15年内，在十年文革中度过对塑造人生观最至关重要的青春期的新一代（也就是现在五十到六十多岁的那一代）将执掌各级领导岗位。由于客观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思维模式里大多镌刻了难以磨灭的红卫兵印记。我的一位好友及评论员就曾尖锐地对我说，未来中国最大的隐忧就是“红卫兵掌权”。我在这里并不是特别意指新一代社会各界精英中的主流是想要搞文革左的一套，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身上那种天然青睐搞运动、不信任秩序和法制、自信于人对社会的全盘设计和掌控的思维及行为模式眼下已经日益明显地展露在各地的社会政治实践中。不仅是左的回潮，即便是内容上搞自由化的所谓“改革”，我们也经常看见其在操作模式上的“运动”痕迹。既然是历史造成的，那么这种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只能期待时间来自然冲刷掉它，惟望其中的过程尽可能短与平和，越短越好。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重新收回到当下面对的现实。虽然当年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或丢失，但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必须有所改变，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变的方向和手段南辕北辙。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还存在什么共识的话，这大概就是唯一的共识。
因此，为今之计，要重启改革，首先就必须重新凝聚改革共识。而要重新凝聚共识，就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回溯到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这也就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讲话”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现在并不需要什么的新的观念和理论，20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说的那些足以指导我们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但现在的中国已日益远离他指出的那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的真知灼见。于是，真正的问题就不是谁再来一次新“南方谈话”，而是我们急需时时重温“南方谈话”，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的伟大变革包含了无限丰富的含义。但若究其核心，我们认为，精髓大致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在原则层面，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它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试错的过程，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也不囿于任何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只要在方向上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就都可以做。所谓“摸势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试了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不管白毛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
第二，在操作层面，改革最主要依靠的是民间自发的创造力，它是自下而上的，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容许和鼓励人民群众推动的变革。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一切改变现状的举措都是改革，当今无处不在的各级政府打着改革旗号行收权和集权之实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改革的。
的确，在“南巡”20周年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改革开放的任务，也许要比20年前更加困难和繁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元，但我认为，改革的宗旨并没有变，只有继续遵循上述这两条指导思想，才能够引导中国社会成功地走出当前的困局，迈向更大的成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未来的执政集体再也不可能拥有当年邓小平那一代领袖那样的权威，这既是客观历史造成的，其本身亦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社会变革的结果。而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前提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非个别伟人或强人）推动下一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就是唯一之正途。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几乎没有“设计”或“规划”任何具体的改革政策，凭着对中国人民深切的爱以及从几十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懂得，只有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国家政治的束缚中最大限度地挣脱出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理想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国家民族才会有真正的前途。
具体来说，邓小平所做的只是一点一点地放松管制而已，让老百姓凭着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本能向往以及每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去各显神通、摸索尝试。他自己至多是在一旁观察着，如果老百姓的创新发明行得通，他就大力推广；行不通、或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因素的，他就果断制止。这就是我理解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真谛。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老百姓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许多都能做了。只因为这一点，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理就这么简单。当然，还有许多完全应该可以做的，实际上却仍然不能做、或做起来障碍重重，这就是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的理由。改革所最需要的，仍然是“松绑”。
这个质朴的道理，应当长久地昭示21世纪中国的前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