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经常被称为“暴民”，在网上也有“网络暴民”之称，据说像“仇富”、“红眼”等毛病，就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当他们面对某案可能宣布的死刑判决时，一般是无动于衷、默默忍受或欢呼支持，而他们认为该死的人法院却没判死刑时，网上的喊杀声则会震天动地。“刀下留人”的强音，难得一闻，而民众对吴英案死刑判决的反应，似乎是个特别的例外。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华夏时报》指出：对于维持原判的这一审判结果，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声几乎是“一边倒”，大多数仍坚持认为吴英“罪不致死”。这一估价，和我观察网络舆情所得结论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还有相当多的各界网民认为吴英无罪，或感到难以断定其有罪与否，认为如何评价罪与非罪只是个角度问题。

    吴英是个上过富豪榜的人物，公众并未因此而对其落井下石，说明非理性的“仇富情结”，实际上并无多大市场。多数人还是抱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对富豪与涉富豪案件做具体分析。

    多数人站在“富豪”一边，认为杀吴英等于杀戮公正，等于法律自戕，这本身就是一“严重现象”——多数国民认为不该杀之人，法庭却认定此人非杀不可，若法律、法庭无邪，那么国民似乎大邪；若法庭持限杀善念而公众不依不饶，尚可说群众之现代法治观念落伍于法官，但法官执意欲杀而群众呼唤免死，谁更善、更仁、更文明先进，这就难说了。

    去年，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凶残杀姐弟二人的李昌奎不死，网民为此哗然。有法官回击网民说“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而今，公众对“经济案件”中吴英的死刑判决不服，要求法庭存一善念或留有余地，这当然不是暴民们观看杀人时的“公众狂欢”了。不过，“暴民”若显得比法官还宽容、仁慈，这就成为一个让司法界非常难堪的现实问题。

    李昌奎最终还是死了，药家鑫也死了，尽管有“舆论干预司法”的声音频频发出，但高院、司法没有坚持和民声唱对台戏，因而得到部分人心也是事实。“舆论干预司法”，其实是个伪命题，不管声音来自舆论场还是官场、法庭，只要道理合乎法理、合乎逻辑，是利于正义伸张的，就该欢迎干预并拿来入法。吴英案是特殊的，但最高院已经无数次面对“干预司法”之舆论。最高院能拿出吴英非死不可的理由吗？我看也未必。

    要定论公众是非不分、纵容罪犯，这难度也相当大。吴英案在审理信息透明这点上其实不算差，浙江高院的《刑事裁定书》等文本发在网上，而公众正是从本该服众的法庭文本中读出了不公与疑惑。大家看出吴英是个失败的经营者，但看不出其存在诈骗赖账的故意；她还是个曾遭遇绑架、曾被迫贱卖资产的受害人，若非经权力屡屡之粗暴干预，还账能力也不至于颓败如此。况且，对“民间金融”和“非法集资”的界定，历来就是糊涂账，“以经营成败定罪”，或者“以官银营运行情定罪”，此“法理”与“执法正当性”，万难被民间所承认。

    类似吴英集资出事的民间信贷案有许多，其中不乏比吴英案集资量大、涉及人员多、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吴英该杀，那么温州诸多“跑路老板”也该杀，借高利贷一掷千万金的“太太豪赌团”，以及所有把集资用于铺张挥霍的老板，都该抓来杀掉。有的富豪集资营运失败，享受救助待遇，而同属一类的吴英或遭遇杀头待遇，此大不公，此即法之大恶大暴。莫以为民间江湖中愚民遍地，民意倾向不杀吴英，因“民众之宏观视野”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