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市民掌握自己的生活

    GB：您如何描述中国的现状？

    艾伦·麦克法兰：中国有很大潜能，很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中国人对未来很不确定，同时对未来非常焦虑。他们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不再乐观，他们眼望西方，发现西方国家也是身陷困境，西方人同样对未来很不确定。中国人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容易，从经济上来说，目前中国的状况的确已经很接近了。因此，他们更加需要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组织他们自己的世界。

    GB：通过您对中国的观察，看到了哪些具体问题？

    艾伦·麦克法兰：有三个主要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个是教育问题。课业负担重、视野狭窄、竞争激烈，甚至导致了自杀等社会事件；第二个是生态系统的问题，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第三个问题是体制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很多事情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但是环顾世界，有很多制度应当被引入中国，使市民感受到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

    GB：环顾四周，似乎全世界都陷入危机重重。是否将来会有一种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

    艾伦·麦克法兰：历史上曾有过法西斯主义，它显然是不行的。民主体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给民众造成一种幻觉，好像他们可以通过四年一次的选举来实现自己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实质性地掌控。另一方面，我认为，尽管民主制度有诸多不足，但是它的确比现有的其他制度都好。民主制度指的不仅仅是选举-这只是一种表象。民主制度实际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赋予各个阶层的民众权力，让他们掌握自己命运，自己做出选择，民主应是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应该相信民众，给予他们培训和希望，相信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一旦他们希望改变，他们就可以自由地改变。因此，民主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拥有选举领导人的权力是民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GB：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大学？

    艾伦·麦克法兰：在我短暂的观察中，中国的大学可能不是很民主。教授拥有巨大的权力，凌驾于学生之上，而学生仅剩很少的权力。在英国，我所在的剑桥大学，学生有很多权力，他们选修很多学院的课程，参与大学的管委会，他们的意见会被听取。如果他们提出的改变建议是有益的，那么就可以改变。我们一直持续地支持学生们参与到商业实践中，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社区生活。要知道，人通过参与便可感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如今，随着新的通讯方式出现和技术的发展，民众开始有渠道进行讨论以及公开辩论，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在10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纵观世界，民众都在表达自己的愿望，比如，那些正在占领华尔街的人。

    GB：您如何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传统民主遇到的一个难题，因为很多领导人都有懒惰的习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任意统治而不听取普通民众的观点，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东地区。另一方面，对于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民众以前认为，有钱人比穷人的支付能力大一万倍，所以无法左右政府，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如果政治家发现了这种机会，他们听到彼此的声音，联合起来发出同样的呼吁，那么他们将得到十倍、二十倍的报偿。尽管抗议者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但是这样的抗议使政府明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得不到民众满意和支持的；同时，一些不满也来自高失业率和对未来的茫然。总的来说，占领华尔街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教育孩子面对现代技术

    GB：您是否同意，人们正在通过网络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艾伦·麦克法兰：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形成了，这在学校里、孩子们中间、商人中间、学者中间都可以看到。比如，我的孙子就整天泡在Facebook上。网络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2003、2004年，我来中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以及她的丈夫一起徜徉在上海街头。我走在中间，他们俩在我两边，但是他们都在低头看着手机，走着走着，我发觉，表面看起来我们是一起在散步，实际上却是彼此隔绝的。这就是技术的一个消极影响。当然，人们也通过技术和网络认识新朋友以及经营朋友关系。

    GB：您认为人们已经学会如何面对目前所拥有的技术了吗？

    艾伦·麦克法兰：技术是开启了全新的世界，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去教育孩子如何认识现代技术，我们还在花费很多时间教孩子一些过时的技能。比如，我孙子所在的学校，没有一个课程花十分之一的时间，来教他们如何使用现代技术，如何管理他们的生活，应该花费多少时间使用手机、网络、视频等等，如何理解电影，阅读电视信息，如何识别宣传的意图等等。而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提升他们对技术的使用。

    GB：您对中国的教育有何建议？

    艾伦·麦克法兰：在西方，尤其是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坚信学校并不仅仅是培训大脑的地方，而是磨炼自身性格和锻造精神的地方。每天早上，你很早就离开家来上学，学校其实也是你的家。学校会教你社会的伦理道德，教你成为国家的公民，教你社会关系、友情，教会你坚强、勇敢、自信，教会你如何行动，如何表演，如何说话，如何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花在这些教育方面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教会你如何写、如何读。其实，就是潜移默化地教会你如何将你的观点告诉老师，如何改变你的学校，你是社团的一部分，这个社团在未来就是国家，这种训练从五六岁便开始了。

    GB：有一个笑话，说中国足球怎样才能踢进世界十六强？答案是高考加试足球项目。

    艾伦·麦克法兰：足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我们并不认为竞技运动仅仅是体能的运动而已，而是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很多的生活技能。亚当·斯密说过，足球有两种强大的驱动力，一种是自私的，人希望提升自我；另一种是社交和爱。在足球场上，你必须是一个自身球技很好的球员，同时还有团队作战的能力和协作精神。我在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踢球，面对那些人高马大的球员，我接到同伴的传球，立刻就传给别人了。我的同伴告诉我，不，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试着向前带球过掉对方一两个人。此时，你就不能自私了。

    鼓励小群体成长

    GB：您觉得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社会动荡吗？

    艾伦·麦克法兰：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事实，有一些措施在试图改变这些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印度、美国都是如此。而另一方面，过分公平也会造成问题。寻求完全公平，会让每个人都处于被强迫和压制的境遇，终将出现灾难。理想的状态是，人们之间是有差距的，但差距是可变的；通过努力，财富可能上升或下降，充满活力，可以从一个阶层自由地跨越到另一个阶层。日本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构成，有一部分非常有钱的日本人，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人属于中产阶级，只有很小一部分的穷人，日本的基尼系数非常健康。

    从历史上来说，农业文明的国家有大量贫穷的农民和很少一部分有权力有钱的人。如果积聚已久的矛盾陡然爆发出来，会毁掉所有的一切，就好比干燥的森林飞溅了一个火星，如果你不立即上前踩灭它，它就会迅速烧起来，因为森林本身太干燥了，一处爆发，将迅速蔓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经常处于这样的担心中，一旦发现苗头，立刻采取行动。而现在在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中，不可能再使用同样的方式来消除社会动荡的隐患，现在是"要对话而不是战争"。举例来说，如果剑桥大学发生学生动乱，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邀请学生过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式。

    GB：您对中国有何建议吗？

    艾伦·麦克法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是由家庭以及你所在的村庄、县城等等形成的；而在西方，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我们发展了各种各样的群体，足球队、流行音乐群体、教会、大学，成千上万的群体可供人们在一起聚集，做同样的事情，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使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参与感。中国在历史上会消灭小群体，因为政府总是担心他们聚集起来力量太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来有很多隐秘的地下社会。如果我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我会鼓励小群体成长，允许人们一起做事情，允许他们聚集在一起。在毛泽东时代，他曾经希望文化上百花齐放，现在也应该如此。

    GB：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有钱人出现了海外移民的趋势？

    艾伦·麦克法兰：我对此感觉心情复杂，其中一种是，我为中国感到伤感。如此多有才华、有钱的人之所以选择离开中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深感不安，回顾中国历史，在巨大的转折之后，人们很可能失去所有的东西；第二点是教育问题，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来到剑桥生活，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中国之外接受教育，而他们又不愿意与孩子分离，这两点是很多中国人移民的主要原因。政府可以做什么？第一应该提高民众的安全感，使民众信任政府；第二便是改变教育制度。但是，用什么方式测试学生，如何教育学生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把所有的重心都集中在脑力劳动上，学校就变成生产统一的、经过高强度培训的、智力很高的人，如此一来，学生不得不付出很多努力来通过这个拥有层层考试的制度。我希望中国重新设计教育模式，左手是所有的智力教育，右手是培养创造力和练习公民意识。如此，中国人也许可以过上一种更舒适的生活，也许会出现乔布斯那样的人物。

    GB：现在，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人际关系，比如网上的陌生人一起合作开餐馆或咖啡馆，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一个很多人合作为很多人的例子。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很能合作的民族，通过我的观察，很多国家的人并不擅长与人合作工作，但是中国人可以。同时，中国人也是很有创造能力的。尽管这些年，人类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做了很多错事，比如污染空气。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将更加强大，会对是否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负责。也许，中国的改变，并不像西方那样轰轰烈烈，也许是用一种安静的方式转化周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