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今日中国流行“临时工”。官方有什么过错，最后都可以推到临时工头上。假如最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罪，则可归责于暴雨、雷击等，以至有人感慨：原来老天爷也是临时工。依此逻辑，今日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问题。道德崩溃可以推到“文革”头上，传统文化衰微可以推到“五四”头上，自由民主贫瘠可以推到儒家头上。]

    12月7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有关行政强制的规定凡与《行政强制法》不一致的，自实施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按照《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今后一些临聘人员将不能参与执法，执法错误，执行机关应给予赔偿。（《河南商报》12月8日）

    对私权，法无规定即自由；对公权，法无授权即禁止。临时工不得参与执法，这本来就是法治的基本常识，现有法律体系中，也从来找不到赋予临时工参与执法的条款。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出台禁止临时工参与执法的规定并非画蛇添足，因为在现实中，临时工常常一方面扮演着违法的“践行者”，另一方面又常常成为推卸责任的天然“替罪羊”。

    明知临时工无权执法，却默视乃至纵容临时工参与执法，对执法者而言，“好处”大抵有四个：一是可以以临时工的简单工作方法，以半工作半威慑的方式达成预期目的。即便事发，可以以更为严厉的惩戒平息众怒；二是临时工往往身处社会底层，更容易博得公众同情，对临时工的处理更易息事宁人；三是临时工缺乏“根深叶茂”的背景，处理相对更为容易，从而可以充分表现出管理者的高姿态；四是临时工待遇微薄，之所以肯背“黑锅”，很难说这背后没有利益驱动。

    临时工执法的高效率和执法机构承担的低风险，使得一些执法机构对临时工乐此不疲。实际上，早在1996年，劳动部办公厅就曾在《关于临时工的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6]238号)中指出，“《劳动法》施行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过去意义上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用人单位如在临时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受有关的福利待遇。

    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更是明文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意味，从法律角度上讲，过去的临时工已经被具有契约性质、更易受到法律保护的合同工所取代。从这层意义上讲，临时工这一用工形态已经成了“老古董”。

    然而，对于一个法律意义上并不允许存在的用工形态，在一些执法机构依然大量存在，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亵渎，也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漠视，更是对劳动监察管理部门缺乏有效作为的现实隐喻。对于法律从未赋权的特殊群体，一些执法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自私考量，违法让渡执法权，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作为乱作为”的渎职。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些临时工“替罪羊”事件中，理当受到严厉问责的真正执法者，却往往被轻描淡写。

    总之，哪里有临时工参与执法的现象，往往就存在执法部门的有法不依。倘若对执法部门有法不依的问题不能严肃对待，不能严厉惩处，坚决杜绝，即便没了临时工，法律也难以挺直腰杆，更无法捍卫法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