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又一次启动,春运的问题也由此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背后,有中国经济模式与城市化路径选择的真问题。从根本上讲,春运难题的解决,是要尽量达到供需平衡。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提速的拐点。这是解决春运难题的必由之路。如果仍然把春运难题局限于交通上,就是刻舟求剑。]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已于前日正式启动。国务院新闻办透露,40天时间内,将有31.58亿人次流动,中国历年春运中出行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媒体称这等于“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与此同时,交通部门尤其是铁道部也像往年一样成为舆论焦点。
春运是一个交通问题吗?当然是。但是,春运问题又不只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交通问题。“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背后,有中国经济模式与城市化路径选择的真问题。
“全国人口整体迁移两次”,本来并非什么坏事,甚至还是一件好事。因为客流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经济的繁荣。在计划体制下,当人口都被牢牢束缚在单位制和农村土地上,自然没什么人口流动,也就没有客流如潮,更遑论春运难题了。市场经济的推进,回家过年的传统习俗,让春节期间的客流喷涌,是可想而知的现象。西方国家在圣诞节期间,想必也会有类似的客运高峰。
问题在于,我们的“春运”成了一个难题,以至于市场规则也对它无能为力。这个难题,难就难在庞大的农民工数量高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相对于31.58亿人次来说,这个量级不算庞大,但这部分候鸟式的人群,是长距离运输的一大主体。春运期间,短距离客运并不难,长距离客运才是难题。铁路作为长距离、大容量、相对便宜的交通运输手段,因此成为难题中的众矢之的。
春运困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愈演愈烈。长期以来,中国践行以出口拉动为重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东南沿海率先开放的格局下,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从西向东流动。劳动力的生产要素越来越自由,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却没有随之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和户籍制度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而齐头并进。这种城市化路径的选择,其正面意义在于,避免掉入拉美和印度那种两极分化严重、贫民窟遍布的城市化陷阱;但从负面看,则意味着我们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却不愿为他们的其他部分埋单。这些部分包括自由进城、平等的国民待遇。春运难题背后,实质是农民工在承受着某种牺牲。
显然,春运不只是一个交通问题,也就不能头痛医头。从根本上讲,春运难题的解决,是要尽量达到供需平衡。但是,按春节期间客流量来大幅增加运能供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因此,必须减少春运需求,尤其是长距离需求。而“涨价学派”所鼓吹的自由涨价手段,治标不治本,减少的只是暂时需求。中国特色的春运需求本身,除了正常的回家过年需求,还有过去经济增长模式和城市化路径催生出的巨大畸形需求。
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提速的拐点。这是解决春运难题的必由之路。如果仍然把春运难题局限于交通上,就是刻舟求剑。经济转型,意味着区域发展格局改变,产业由东向西雁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成为可能;同时,随着城乡壁垒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入城安家落户。斯时的春运,即使全国人口仍然“整体迁移两次”甚至三次,也只是一个客运产业的经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