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

    ——兼论韩寒《谈革命》

    革命应该是向着自由的革命，即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以自由立国。所谓立宪，宪者何谓？限制权力保障自由是也。革命乃革暴政之命，暴政何以必须扑灭？也仅因为其侵犯自由是也。所以，自由之于革命，如睛之于龙。无睛之龙不是真正的龙，那不过是龙尸；不向着自由的所谓革命，叫政变，叫叛乱，叫暴乱，叫改朝换代，都可以，就是不能叫做革命。

    但自由不只是革命的目标，不只是龙之睛，它更应该是革命的灵魂，而贯穿于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所有的革命手段。即，革命不是别的什么，抵抗暴政保卫自由而已。不是等到革命完成才让人自由，而是革命的全过程，所有手段，都直接为着自由抵抗暴政，不只抵抗来自外部的暴政，尤其要警惕和抵抗来自内部的即革命本身的暴政。

    来自革命本身的暴政，史上不绝如缕。以至革命往往成了绞肉机，成了对于自己营垒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自由的丧失。法国革命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亦复如此。十月革命之前，卢森堡与列宁有过一场激烈的论战，革命与自由的关系，则是论战的焦点。卢森堡断言：列宁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最终结果，必然是革命的蜕变：“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而最惊心动魄的，是卢森堡如下一段预言：

    “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

    显而易见，卢森堡不幸言中。革命的长虫一旦没有自由的灵魂驾驭，就跟其他暴力机器没有了区别，而退化到野蛮状态，不分青红皂白地吃人就成了它的本能。即，所谓革命已蜕变成彻头彻尾的暴政。它比普通的暴政不过多了一样东西：所谓革命的神圣光环，因而可以高踞于图腾位置，一边享受血流成河的吃人盛筵，一边享受千万善男信女的欢呼和膜拜。

    这种模式的革命，我把它称之为传统革命。传统不仅表现为暴力性质，更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反自由的精神气质。它号称为了自由：砸烂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但它把自由的目的跟革命的过程、跟革命的手段割裂，把自由看做是自由进程的绊脚石。这种怪诞逻辑最经典的体现，就是名篇《反对自由主义》。

    一切为了胜利，哪怕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革命对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压迫，就这样被赋予伦理上的正当性，不容质疑。质疑革命侵犯自由的卢森堡，到了斯大林时代，竟成了敏感词，谁引用她的话便是反革命。独断，排他，不择手段，不计代价，这一切跟自由背道而驰的丛林哲学，都成了天经地义。目的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反倒以不断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反自由的手段来推动。

    但毒果怎么可能开出善之花呢？目的跟过程、目的跟手段怎么可以分开呢？也就无怪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体制往往是反自由的体制。这样的传统革命太可怕，不堪回首。固然如卢森堡所称，革命是人民最后的武器，告别革命的鼓噪过于轻佻。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场告别传统革命的革命。不告别传统革命，普世文明照耀下仍奉行反自由之传统革命，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的伦理正当性的消解，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侮辱革命。

    新时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最重要的分别在精神上，即它不是反自由的，而以自由为灵魂，以自由为最高尺度去丈量革命，看它的全过程、所有手段、所有细节，是否真的兑现了它所承诺的自由。而所有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意见市场上质疑革命的自由、批评革命的自由，乃至反革命的自由。如果革命能够充分包容质疑、批评和反对，那么还有什么病变不会被发现？还有什么异化不会被遏制？革命又怎么可能偏离自由于分毫？

    这即是说，新时代的革命不是强拆，不是遇到质疑、批评和反对就势不两立，就你死我活。章太炎有骂孙中山的自由，叶德辉有骂农会的自由，辜鸿铭有留辫子的自由，尊重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由，尊重文明社会的一切自由规则，这本身就是对不自由的传统秩序的反对，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这本身就是最彻底因而最健康的革命。

    回过头来说韩寒。他近日发表了一篇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谈革命。在我看来，这文章的本意并非反革命，而不过反映了他个人对革命的担心和忧虑，至多不过是对革命的质疑。具体观点有对有错，可批评可反对，但无论批评还是反对，都该就事论事，不能动辄上升到人格，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

    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者，韩寒有权批评一切，既有权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批评体制，也有权不留情地批评社会，批评革命。批评的对错是一回事，但批评的自由不容置疑。不容批评革命，无非出于一种革命崇拜。这革命崇拜本身就是传统革命情结，就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除了生命和爱，世上没别的神圣可言，革命更谈不上神圣，因为说到底，作为人民抵抗暴政最后的武器，革命不过工具而已。人哪有神化工具、自己拜倒在自己工具面前的道理？

    岂止不能神化革命，反而要管理好革命。毕竟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具，它是武器，武器可以杀人的，因而是绝不允许失控的。不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人，必剥夺其武器。而要提升对于革命的管理能力，没别的法子，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毫不留情的监督和制约。这就是说，对待革命就应该像对待公权力那样，以防止其作恶为第一原则。在这意义上，当下最需要的是像卢森堡那样的思想家。论对革命的忠诚，论英勇献身，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但论对革命的深刻反思，更没几人能跟卢森堡比。韩寒对革命的批评，仅仅是抛砖引玉，比卢森堡差了不知几万里。他还需要成长，最好是成长为卢森堡那样的双向啄木鸟：既啄公权力之树，亦啄革命之树。只有当这样的双向啄木鸟愈来愈多，才能把对传统革命的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革命即实质意义的转型。

    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由为条件。必须充分自由地聚焦革命的全过程、革命的所有手段、革命的一切疑点，才能保证革命真正向着自由，而不再偏离乃至背叛。

    【附】韩寒：谈革命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