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哈佛燕京学社曾编了一本《儒家与自由主义》，收录了杜维明等百家之说，我拜读之后，一头雾水。若谓儒家是驴，自由主义是马，那么二者合体，便只能生出骡子。好在儒家自由主义这头骡子，在中国这个非驴非马之国，并未流行起来，而更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冷笑话。

    近年来，却有两个近似儒家自由主义的物种，破土而出，招摇过市。其一叫儒家马克思主义，其二叫儒家宪政。关于前者，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让孔子入党”，这似乎有些将其庸俗化，不过，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置于一处，人们多半会觉得怪异。后者则是一个新词，并无殷鉴可循，所以拥护者与反对者的激烈争论，常常陷入观念的空战，近乎鸡同鸭讲。

    观念之争的基点，则在于辨明观念之所指与能指：儒家是什么，宪政是什么，儒家在今日中国是什么，宪政在今日中国是什么。至少，我们要清楚，儒家的精义是什么，宪政的精义是什么。假如要用最简易的词语作结，儒家的精义—在政治这一块—就是内圣外王，宪政的精义就是把（权力的）野兽关进（法治的）铁笼。

    这两者能够相互格义吗？从其精义上讲，它们完全不能共存，如果说宪政是一具规则之笼，那么儒家的自我实现，则必须突破铁笼的桎梏。这两者需要相互格义吗？换言之，儒家若想复兴，必须和宪政挂钩吗？宪政若想在中国扎根，必须和儒家结盟吗？对这里的两个“必须”，我都有些犹疑。

    现代制度的中国化，的确需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治与文化土壤。然而这种适应，不是削足适履，不是抹杀自身的特质，而一味迁就土地的性质。譬如转型中重要的宪政问题，讲究权力制衡，不能把司法独立等犹如人之颈椎、脊椎一般的元素都弃若敝屣。一旦丧失了这些元素，宪政就不是宪政，它本来是一匹马，却不幸变种为河马。

    假如中国的土壤还是儒家的天下，那么提出儒家宪政正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可惜，儒家在今日中国，已经沦为游魂。百年前的先贤，主张中体西用，结果中国的体根本支撑不了西方的用。今日，儒家的式微之体，恐怕更加支撑不了宪政的用；反之，以宪政为体，以儒家为用呢？以宪政设计政法制度，以儒家规范世道人心，也许是一种出路—只怕这种体用与皮毛之分，难以遂某些儒家宪政的鼓吹者的愿。

    儒家自由主义，特别是儒家宪政的提法，作为一种学理尝试，无可非议；作为一种政治投资，则不免令人心生惧意。若不嫌诛心的话，大抵在鼓吹者们的体内，帝王师的心结一直在蠢蠢欲动（如宪政专家杨度，一生纠结于帝王术与宪政梦的交战）。宪政拒绝帝王，谈何为师呢，唯有将其置入儒家的蓝图，帝师梦才不是梦幻泡影。然而，内圣外王的政治欲望，如何能在宪政的铁笼之中发扬光大，而不是，两者相互吞噬，最终两败俱伤？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到头来，不仅毁了制度转型，更毁了儒家。

    所以，还是让儒家的归儒家，宪政的归宪政；让文化的归文化，伦理的归伦理，政治的归政治；让公民的归公民，儒生的归儒生，骗子的归骗子。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