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会见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时，公开怀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事件’并不存在”、“这种一直无法判明实情的事，犹如芒刺一样，使双方的交往始终处于不顺利的状态”。他提议，中日双方“不妨在南京举行历史研讨会，相互之间把应该说的话说出来，实现真正友好”。
可以说，中日关系如同极其脆弱的易碎品，任何敏感领域，哪怕—丁点儿风吹草动，都可能在中国民间掀起滔天巨浪。“历史认知”和“领土纠纷”是最棘手的两大难题。就连去年野田佳彦访华，中方也因顾虑到12月13日是日本占领南京74周年而加以延迟，河村隆之的此番言论无疑是在撕中日民族感情方面最敏感的伤疤，突然跳出来的这一处“杂音”很可能会破坏中日建交40周年的整场演奏。
正如“撞船事件”一样，在河村隆之事件上，中日恐怕会再次陷入既定的框架：民间群情激奋（反日＋骂政府软弱）→官方被倒逼强硬表态→日媒报道中方“蛮横”、“霸权”→中日互厌情绪高涨→中日两败、没有赢家。
其实，义愤填膺地抗议河村隆之的发言如何不理智，如何应该谢罪辞职，几乎无济于事，能罢免他的只有名古屋市民的选票。日本的外务省也好，首相也好，连一名民选的村长都罢免不了。中方不能投票，却可以赢得名古屋市民，甚至是日本国民的“选票”。唯一理性的方法就是拿出“如山的铁证”，用事实说话。否则，即便通过种种施压之后，河村隆之被迫下台了，在日本当下的土壤下，还会有更多的“河村隆之”生长起来，并占领日本政界的高地。
事实上，2007年就有百余名日本国会议员组成调查会，声称“我们无法确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笔者虽不认可中国部分媒体将日本政界摇篮——松下政经塾——视为“右翼政客育成所”的解读，但在研修期间，也深感立志从政的日本青年精英们固然优秀出色，但在历史认知上与中国存在巨大差异。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如同平行线，自说自话，并彼此坚信唯有自己认知的才是“史实”。
河村隆一有曾为侵华日军的父亲的“言传身教”，据传本人也勤于读史，但否定“南京大屠杀”时所持的依据，所谓“我父亲就是在南京迎来终战日的。当时，南京的民众非常善良和蔼，父亲说他正因此才能够回到名古屋。如果1937年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了，8年以后会对日本人这样和蔼吗？”，显示出其作为知名“大嘴巴政治家”的极其无知。
不过，平心而论，日本整体上对战争的研究和反省并不弱。单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本就分成了三派：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他们都编有详细的资料集，形式上分为文献和口述两大类，来源上分为日方官私文献和西文中文文献日译等。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基本上没人认可和支持“死亡30万”这一说法。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中方首席委员步平也指出：“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可以讨论。”的确，死亡人数本身并不能否认事件本身的存在，事实上，日本主流学界客观上也是承认“南京大屠杀”的。
而在中国方面，“讲政治”压倒了一切。一贯批评日本不知反省的同时，却坚持“内部研究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在宣传纪律要求之下，允许被公开的历史研究成果与史实的吻合度有多高呢？学者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处处雷区，很多史料无法挖掘，或者有了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内部圈子传播。在“定性定量”宣传下，大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历史教科书层面，很多人的知识空白到仅剩下“大屠杀”和“30万”两个词汇。
笔者也曾有过一次难忘的体验：有一次回国时曾携带了某知名历史学家的一本书，他治学严谨，肯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但迫切地希望能尽快大量搜集史料，来最终确认更接近真实的死亡者数据，唯有以大量鲜活的史料为据，才能防止历史被歪曲。但就是这样一本严谨的著作，却因为其中有一节涉及怀疑“死亡30万”而被扣押，海关给出的理由是“不符合政府宣传”。
这位历史学家迫切希望做的工作更理应由被害者——中方来做，不是吗？搜集“受害的证据”是如此重要，但我们是否“最大程度地尽心尽力”了呢？事实上，当我们在钓鱼岛争端上振振有辞时，却鲜有人知，很多资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他在冲绳搜集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还在英国海军资料馆搜集英国海军绘制的中国内陆南部、台湾和琉球方面的海图、航海记和探险记录等。中国今天能拿出来证明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可靠历史依据，很多来自井上清在“沙”里淘到的“金”。不少国人却为了讲“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这一“政治”，把“慈禧太后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这种早已被拆穿的谎话挂在嘴边充当史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河村隆之反复提议的“公开讨论会”真的是没事找事吗？把“历史问题”作为“外交牌”、且掌握“如山铁证”的中国，何需回避其提议？作为被害者的中国，又何惧和日本公开讨论历史？中日两国不仅需要这样的“公开讨论会”，而且这样的讨论会办得越透明、越公开越好——在“讲史实”，而非“讲政治”的名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