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该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早在2008年，人社部就曾抛出过可能会在几年内开始逐步推行推迟退休制度的言论，此番再次申明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尽管回应的重点其实是“弹性退休制度”，但引发热议的更多的是“推迟退休年龄”这一话题。
　　
　　的确，如果要谈及世界趋势，推迟退休年龄在二战之后便开始成为一股看似不可逆的潮流。这主要取决于老龄化社会开始作为一种常态社会存在这一大背景，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两点进行论述：其一为伴随人口寿命的整体增加，使得人的劳动时间也同时得以延长；其二则在于青壮年劳动力比例下降所导致的社会保障压力，迫使人们增加劳动时间，以抵御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窘境。当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次级动力，比如推迟某些职业的退休年龄，可以增加从个人到社会的双重收益等。
　　
　　正是在这一必然趋势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已经超过十年的中国，也无法不涉及对于推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尤其是近年来各地的养老金账户陆续出现亏空，以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上海为例，2008年该市本级财政支出900多亿元，用于弥补社保窟窿的就达170多亿元，占18%.资金层面的压力直抵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催生了要求推迟退休的声音，毕竟，按照专家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我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不过，压力不仅仅只是政府有，对于大量依赖退休金的工薪阶层而言，面对的生存压力更为巨大。况且，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时期，推迟退休年龄对于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颇具负面影响。当然，更需指出的是，有关“社保亏空”这一命题的准确性，应该给予更为细致的审核。从绝对数值上看，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社保账户的亏空，以及人社部关于未来整体的预期亏空都不失真实性。但是，假设把社保的投入放入公共财政的版图中进行考察，便可发现，社保支出的比例在“十二五”之前一直低于10%，同期的行政经费却占到了1/5.虽然不能简单地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但距离日本、加拿大这样社保支出超过公共财政30%的国家，必然过于低了。因此，压缩“三公消费”，增加“社保支出”，理当成为缓解社保资金问题的首要出路。(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然则，从长计议，未雨绸缪，为未来推迟退休年龄做好准备，也是现时政策议定所应该考虑的。基于此，此次人社部所提出的“弹性退休制度”便显得更为理性。通过推行弹性退休制度，使得医生、法官、大学教师、高级工程师等一些高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社会工作更长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也可以通过设置不同年龄段退休所获得的养老金替代率，来鼓励更多的劳动力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退休年龄。总而言之，弹性退休制度废除了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将“退休的权利”返给了个体，这无疑增加了个体自主选择的空间，也可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当然，弹性退休制度并非没有弊端，结合当下中国的现实，以一部分垄断行业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拒绝竞争的前提下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无异于在制度上进一步固化其利益。这对于塑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显然无甚好处，相反，这会更加刺激弱势群体的愤懑。
　　
　　故而，弹性退休制度的推行，必须要以打破垄断利益为前提，否则，在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社会中实施，一个很可能的结局便是制造一个把好制度变成坏制度的典型案例。而回到推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比让每年数千万人口推迟退休更重要的，在于理顺社保体系的内部关系，革除不平等的养老服务供给制度，同时逐步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在此基础上来谈作为世界潮流的推迟退休年龄，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