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羽戈
　　
　　“中国黄金第一案”从案发至今，恰好六载。前两天，终审判决终于出炉。正如大多深谙中国国情的悲观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济南市中院的原判，支持中国工商银行撤销宋荣贵126笔“纸黄金”交易。宋荣贵获利的那2100多万元，则须返还银行。当然，早在六年前，这笔巨款就被银行强行划走了，不然宋荣贵也不会先起诉银行，后被银行反诉，进而引起这场惊师动众的“中国黄金第一案”。
　　
　　一宗案件，拖上六年，可谓拉锯战，岁朘月耗，连正义女神都白发苍苍了。然而，最可怕的结局，不是正义老了，而是正义病了，甚至死了。
　　
　　“第一案”之说，一来因涉案金额巨大;二来，承办此案的法官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没有法律条文可以作为判案依据”，法律空白，无从下口，前所未有，故曰第一。如此，案件自然难判了。不过在我看来，此案似无那么复杂。“纸黄金”交易，本是一笔生意(法官判定，银行不是中介，而是参与交易的当事一方;银行与宋荣贵之间的“纸黄金”交易合同属于买卖合同)。银行服务系统出现了漏洞，宋荣贵捡漏暴发，好比你我做生意，你脑子突然短路，报价给低了，我大股收货，转手高价卖出，日进斗金，难道这金子都该返还犯错的你吗?生意就是生意，总有人赚，有人亏，假如此中没有利润可逐，谁还去做生意呢。
　　
　　此案发生后，网上曾就此出过问卷调查，一共有两道问题：其一，“您认为当事人炒金的巨额所得是否是不当得利?银行是否有权扣回?”87.9%的投票者认为这并非不当得利，银行无权扣回;其二，“如果是您，是否会赚取这样的所得?”85.7%的投票者认为“会，有钱不赚是傻子，这么多钱谁不动心”。这大抵是民意的真实反应，若法律残缺，未尝不可参考一下。
　　
　　“不当得利”的说法，让人记起了许霆案在专家和媒体口中，“中国黄金第一案”常与许霆案相提并论。当年许霆案发，我便坚持认为是不当得利，只涉及民事法律关系，无须入罪。结果，一审以盗窃罪论处，判无期;此后重审，改判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犯罪所得173826元全部发还作为受害方的银行。这个判决，至今犹令我耿耿。
　　
　　那么，宋荣贵所得2100多万，属于不当得利吗?“中国黄金第一案”与许霆案并置一处，其实形似而神不似：许霆与银行之间是债权债务的复合关系;宋荣贵与银行之间是买卖关系，换言之，就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宋荣贵因银行的漏洞而获益，并非“没有合法根据”(这是不当得利成立的一大要件)。这暂且上升不到合法与非法之分，只关乎生意人的聪明与愚蠢、谨严与疏忽。银行是过错方，必须为其过错买单。
　　
　　法理如此，现实却相反。当银行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非但不予弥补，反而倒打一耙，先扣留宋荣贵，迫其挂失银行卡，然后以“恶意操作”为由，自行划走其巨额收益。行径之强梁、霸道，简直与抢劫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然行劫无异。要说非法，这才叫非法呢。
　　
　　这里且说银行。在我们所谈论的两起案件当中，有些民众，也许并不知其中的法理与情理纠葛，只是出于对银行的反感和忿恨，自动站在宋荣贵和许霆这一边。这让我想起刻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内心的那句话：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不问对错，他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在客户与银行之间，后者强横如墙，前者脆弱如蛋这不啻是今日中国最残酷的事实之一。
　　
　　银行与客户，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仅仅存在于银行的庄严口号与你的幻觉之中。反观现实，天平则向银行一端严重倾斜，用户被架上了飘渺的高空，往往身不由己，其升降，端看银行的脸色，除非你愿意脱离这架失衡的天平，不与银行发生任何关系。这里的道理十分简单。尽管依《商业银行法》第二条，与宋荣贵对簿公堂的工行，系依照此法与《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法人，然而其性质，一半是官办企业(银行官员都有其行政级别)，一半是垄断企业(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多家联合垄断)，与其谈平等，犹如摸老虎屁股。
　　
　　正因银行相对客户如天王老子一般的强势地位，它们才敢于在未经司法权裁决之前，扣留宋荣贵并强取其巨资;甚至，在司法不够独立的语境，它们可以通过施加财政与政治压力，来影响司法机关的审判。许霆案中，有人重提“阶级司法”的概念，嘲讽法院与银行穿一条内裤;“中国黄金第一案”则再次印证了银行与法院的亲密关系，以及权贵阶级对正义的巨大破坏力。
　　
　　高墙与蛋的战争，蛋的理性批判，最终只能化作非理性的诅咒，因为高墙及其象征的力量从来不讲理性。我不愿诅咒，且说一个异国的案例，以为对照。今年5月，汇丰银行在英国汉普郡的一台ATM机出现故障，取一百英镑，吐出两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故障期间，共有200名客户前来取款。虽然如警方所言，银行可以欺诈罪追究客户责任，汇丰银行却表示，他们不会追讨，因为是其自身出错，顾客不必为此负责。
　　
　　中国的银行何时有此觉悟和气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