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充满竞争意味的工程，对于每一个不发达区域的县委书记而言，能够戴上“贫困县”的帽子，都可以作为时任一把手拥有卓越政绩的例证。然而，在人们关心贫困县的名单究竟“花落谁家”时，审计署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则提醒我们，许多贫困县在使用扶贫资金时，都充满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12月28日，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显示：11个县存在贪污侵占扶贫资金的问题；10个县违规支出招待费用于请客、送礼、旅游等，违规总金额接近1110万元；17个县存在各种骗取扶贫资金的事实，总额超过了2150万元。
　　
　　而事实上，在信息传播愈发便捷的今天，有关扶贫资金违规使用，乃至竞争扶贫县时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早已有过多次的报道。仅近些年，诸如“湖北秭归80万天价接待费”、湖南新化县强扣水利款建旅游区、四川巴中三个县政府领导严重超编等类似的事件都曾引发过对扶贫资金安全问题的讨论，而《南方周末》报道中一位竞争失败的县委书记给出的“这次没争取到贫困县是因为我们真的太穷了”的感慨，则更激起了舆论对现有“扶贫模式”的拷问。
　　
　　作为扶贫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并非不清楚现有扶贫模式的尴尬所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的对策主要在于利用信息技术解决资金发放的“阳光化”。近年来，在很多直接补助农民的项目中，通过建立网站及时公布补贴发放情况，以及直接汇入农民账户等形式，中间政府截留扶贫资金的现象正在逐渐减少。不过，在一些帮扶地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的项目上，上级政府的资金不可能交由单个民众，而只能划拨到县域政府。更何况，要搭建中央与单个农民的直接联系，其成本可谓巨大，作为上级政府的下级或者派出机构，选择划拨给下级政府，并由其来具体安排，也更容易应对具体问题。
　　
　　因此，建立中央与个人的直接联系只能适用于一些个别项目，就整体而言，选择地方政府作为扶贫资金的接收主力几乎无可避免。在上层监督因为成本巨大而无法到达，下层监督因为缺乏制度渠道无法深入，这就使得扶贫本身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也间接制造出地方争当“贫困县”的动力。
　　
　　故而，摆在中央面前的形势是，直接将财政资金划拨给县级政府，其优势在于借助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劣势在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自主性作祟，造成截留和违规使用问题；反之，如果绕开地方政府，优势在于避免了地方政府的截留，但劣势在于个体和其他社会力量缺乏接纳资金的能力，遑论资金的监管了，这就无法形成扶贫的政策效力。
　　
　　所以，面对现有扶贫模式的主要症结，完全放弃现有模式当然不可能，也不存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但是强化资金使用过程的监督力量，以及培育其他社会力量的接纳能力，都可以成为下一步完善扶贫工作的努力方向。就监督而言，以建立制度化的公开平台为基础，辅之以信息技术的推广，调动基层民众与上层监督力量的联动，理应形成一个基本框架。而就扶持其他扶贫力量而言，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会组织在贫困地区的发展和扎根，也极具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相对于贫困地区的政府，作为外来力量的社会机构往往更具先进的观念和治理框架，容易和外界的监督形式实现对接。
　　
　　当然，无论是强化资金监管还是培植社会扶贫力量，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约束都是前提所在。如果不能实现对贫困地区政府干涉资金的能力的制约，“扶贫经济”和“扶贫腐败”的问题就不会消失，扶贫效果大打折扣的结果也不会改变。从这里出发，审计署的审计结果作为一种规制力量，所呈现的意义极为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类似的监督，必须延伸到具体的问责才能真正发挥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