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的集权与改革
2013-11-15 10:33:21 来源：凤凰博客 我要评论（）
作者：刘远举
当下的中国，适逢改革“深水区”与“窗口期”，此次三中全会，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为使命，涉及到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总路线，所以，早在开会之前，舆论就围绕383方案兴奋解读，到公报发布之前，各种猜测、争论更是达到了顶峰。
不过，在决议出来之前，专家的各种猜测、分析都是陈词滥调。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无法了解到讨论中的博弈、交锋，什么样的人又持什么样的观点，那些人赞同那决议中的那一句话，那些人又反对，一切一切，均与公众绝缘。翘首以盼，是一个最贴切的形容。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好的国家治理故事的开始，预示着在新的改进中，政治动力并未扎根于公众。
随着人类社会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矛盾复杂，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保障方向性正确的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更是如此。在当下的中国，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毋庸讳言，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改革与政府利益不是激励相容的，改革指向的往往是政府本身，是一场“壮士断腕”。
这就陷入一个悖论，我们指望200多个人讨论出中国的蓝图，压制既得利益。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就是我们的政府，但他们与13亿人的政治关系是什么、授权关系是什么，并不清楚，改革的并无自下而上的坚实根基。
但事实也并不见得如此悲观，公报或许可以给我们乐观的理由。中国惯常的政治话语体系与代码体系，晦涩艰深，某种意义上来说，隔绝了大众的政治参与。所以在公众看来，无非官样文章，八股文章，年复一年，毫无新意。不过用红楼索隐式的仔细解读就可发现实质性内容。
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无非两个方面。
首先是锐意改革，有很多有新意，有干劲的提法。与过去提出市场是基础性作用不同，此次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比过去更进一步，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顺着这个思路，民营企业得到更多的支持与空间，在公报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政治地位上被提到了相同位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虽然未直接提及国有企业存在的垄断地位，但公报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在农村问题上，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农村土地制度将进行大的改革，为农民带来更大的财富，也极大的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
没有时间表的规划是注定低效的。此前坊间就有调侃，形容改革停滞为“一直在河里摸石头，不愿意了”。从个意义上来看，公报提出“到2020年能够“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释放出了言出必行的坚定信念。
另一方面，伴随坚定信念的则是极大政治决心、政治手腕之下的强力集权。此次三中全会确立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且，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除此之外，此次三中全会还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而提出一条的位置在全文中的社会治理板块，则暗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除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今后国内可能出现的和潜在的不确定事件。
毫无疑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会成为经济、政治的两只都会硬的手，在市场化与集权治理上两手都会硬。
渐进式的一个必然局面就是利益格局固化，外部环境中没有改革的部分、非市场的东西会使市场无法有效运作，沦为伪市场化，出现一个“痛苦的U型低谷”，在这个阶段虽然蛋糕做大，但分配却极不公平，垄断和官僚、既得利益最为猖獗，改革也因为触动既得利益，遭到诸多掣肘。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力框架来统筹协调，集中权力，压制既得利益，打破政治板结就极端重要。随着权力的集中，改革也有更强的组织保障力量。
任何制度之下的任何政府部门必然存在寻求更大权力的动机，过去十年，依靠部委设计改革方案，难免会出在部门私利动机下，加强管制，抵制放权，以满足强调部门私利，最终成为寻租的渊源。从这个意义上强力的集权，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放权就是一个最现实的办法。从政治层面来看，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就经历了从威权统治转向民主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蒋经国的威权统治正是平稳过渡的一个保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强力集权下的锐意改革保持乐观态度。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保持谨慎。不言而喻，集权从来都是危险的。著名的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联时期，克格勃除了负责国家安全和警察功能外，也负责如防火、国境警备和档案管理等其他事务，冷战期间，其职能甚至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
正如《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改革的艰难也正在如此，在群体博弈中，弱势者被不断压榨，而强势者却不断加强。在集权推进放权的过程中，在政治的讨价还价中，公民权利被集中起来，但更为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手中的经济权利却放不下去。
所以，谨慎的乐观，既是基于政治逻辑的推演，既有美好愿景的成分，也有来源于历史经验的忧虑。
接下来的改革确很难，但却并非不可能，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飞速发展，就源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除了社会经济、技术结构的演变的逼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靠中国政治精英阶层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开拓创新的结果。
从组织架构角度来看，强力的集权是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面对历史挑战的现实办法。所以，相信中国精英阶层能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与共识，是所有希望中国繁荣昌盛，平稳过度的中国人的唯一乐观期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许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唯有全体国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才是改革最好的保驾护航，才能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
无论如何，幸福从不会从天而赐，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GDP增长的中产觉醒是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历史唯物规律。纵观历史潮流，时间总是站在人民一边。
当下的中国，适逢改革“深水区”与“窗口期”，此次三中全会，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为使命，涉及到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总路线，所以，早在开会之前，舆论就围绕383方案兴奋解读，到公报发布之前，各种猜测、争论更是达到了顶峰。
不过，在决议出来之前，专家的各种猜测、分析都是陈词滥调。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无法了解到讨论中的博弈、交锋，什么样的人又持什么样的观点，那些人赞同那决议中的那一句话，那些人又反对，一切一切，均与公众绝缘。翘首以盼，是一个最贴切的形容。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好的国家治理故事的开始，预示着在新的改进中，政治动力并未扎根于公众。
随着人类社会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矛盾复杂，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保障方向性正确的基本原则，而中国则更是如此。在当下的中国，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毋庸讳言，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改革与政府利益不是激励相容的，改革指向的往往是政府本身，是一场“壮士断腕”。
这就陷入一个悖论，我们指望200多个人讨论出中国的蓝图，压制既得利益。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就是我们的政府，但他们与13亿人的政治关系是什么、授权关系是什么，并不清楚，改革的并无自下而上的坚实根基。
但事实也并不见得如此悲观，公报或许可以给我们乐观的理由。中国惯常的政治话语体系与代码体系，晦涩艰深，某种意义上来说，隔绝了大众的政治参与。所以在公众看来，无非官样文章，八股文章，年复一年，毫无新意。不过用红楼索隐式的仔细解读就可发现实质性内容。
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无非两个方面。
首先是锐意改革，有很多有新意，有干劲的提法。与过去提出市场是基础性作用不同，此次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比过去更进一步，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顺着这个思路，民营企业得到更多的支持与空间，在公报中，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政治地位上被提到了相同位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虽然未直接提及国有企业存在的垄断地位，但公报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在农村问题上，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农村土地制度将进行大的改革，为农民带来更大的财富，也极大的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
没有时间表的规划是注定低效的。此前坊间就有调侃，形容改革停滞为“一直在河里摸石头，不愿意了”。从个意义上来看，公报提出“到2020年能够“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释放出了言出必行的坚定信念。
另一方面，伴随坚定信念的则是极大政治决心、政治手腕之下的强力集权。此次三中全会确立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并且，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除此之外，此次三中全会还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而提出一条的位置在全文中的社会治理板块，则暗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除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今后国内可能出现的和潜在的不确定事件。
毫无疑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会成为经济、政治的两只都会硬的手，在市场化与集权治理上两手都会硬。
渐进式的一个必然局面就是利益格局固化，外部环境中没有改革的部分、非市场的东西会使市场无法有效运作，沦为伪市场化，出现一个“痛苦的U型低谷”，在这个阶段虽然蛋糕做大，但分配却极不公平，垄断和官僚、既得利益最为猖獗，改革也因为触动既得利益，遭到诸多掣肘。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力框架来统筹协调，集中权力，压制既得利益，打破政治板结就极端重要。随着权力的集中，改革也有更强的组织保障力量。
任何制度之下的任何政府部门必然存在寻求更大权力的动机，过去十年，依靠部委设计改革方案，难免会出在部门私利动机下，加强管制，抵制放权，以满足强调部门私利，最终成为寻租的渊源。从这个意义上强力的集权，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放权就是一个最现实的办法。从政治层面来看，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就经历了从威权统治转向民主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蒋经国的威权统治正是平稳过渡的一个保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对强力集权下的锐意改革保持乐观态度。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保持谨慎。不言而喻，集权从来都是危险的。著名的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联时期，克格勃除了负责国家安全和警察功能外，也负责如防火、国境警备和档案管理等其他事务，冷战期间，其职能甚至涉及国内的所有领域。
正如《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改革的艰难也正在如此，在群体博弈中，弱势者被不断压榨，而强势者却不断加强。在集权推进放权的过程中，在政治的讨价还价中，公民权利被集中起来，但更为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手中的经济权利却放不下去。
所以，谨慎的乐观，既是基于政治逻辑的推演，既有美好愿景的成分，也有来源于历史经验的忧虑。
接下来的改革确很难，但却并非不可能，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飞速发展，就源于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除了社会经济、技术结构的演变的逼迫，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靠中国政治精英阶层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开拓创新的结果。
从组织架构角度来看，强力的集权是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面对历史挑战的现实办法。所以，相信中国精英阶层能打破集体无意识，凝聚集体理性与共识，是所有希望中国繁荣昌盛，平稳过度的中国人的唯一乐观期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也许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唯有全体国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才是改革最好的保驾护航，才能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
无论如何，幸福从不会从天而赐，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GDP增长的中产觉醒是社会发展不可违背的历史唯物规律。纵观历史潮流，时间总是站在人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