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储备过大了吗
2015-2-27 9:47:46 来源：观察者 我要评论（）
作者：王韬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也不断充盈起来，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夏天一度向四万亿美元逼近时，批评的调门越来越高，声称外储“愚蠢增长”，甚至蹦出“失控”、“崩溃”之说。然而果真如此吗？
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能不引来各种“羡慕嫉妒恨”，更是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炒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谈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否适当，适当规模是多少时，绝不应该忽视风浪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假设条件过于简略的理想模型进行静态计算。
套用50年前金本位时代的特里芬法则实属“刻舟求剑”
声称中国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合理边界的人，通常总喜欢拿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in）的“年商品进口额40%为储备适度”说事。按照特里芬法则，一国的外汇储备与它的贸易进口额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满足5个月进口需要为标准，满足2个半月进口需要为最低限。于是，他们根据2013年中国进口额19504亿美元，5个月进口额约7800亿美元，以及同年3.82万亿美元外储的数据，计算出389％这样一个超标率惊人的数字。
然而特里芬于1960年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社是基于1950-1957年各国数据的。粗略了解过金融史的人都知道，1947-1958年，是金融史上所谓的“美元荒”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实力无比强劲、欧洲还处在战后经济重建阶段，各国需要大量的美元从美国进口物资和机械，以重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经济。
然而“美元荒”时代之后这50年来，是一次又一次美元过剩、美元贬值、美国转嫁危机的历史。
不用后50年“美元灾”时代数据重新讨论，继续用“美元荒”时代的数据得出的比例法则说事儿，真真是现实版的刻舟求剑！
特里芬的这个40%法则，其实在1960年一提出就广受诟病。它只考虑了商品进口交易的对外支付需要，甚至没有考虑到全部的经常项目，更不用说资本项下的需要，以及金融上外债还本付息的支付需要。在国际经济交往早已超越单纯商品贸易为主的1960年，这种方法已经很不合理了。
从过去50年历史上各次货币危机看，危机国家外汇储备的流失规模与这些传统指标并不吻合。特别是2008年危机中，从巴西到韩国，众多储备符合传统指标的国家，均遭遇到了严重的外汇困境，而不得不向别国求助。
中国体量极大、与美国关系也并不在蜜月中，一旦面临危机，难以找到可靠的援手；且中国正努力谋求人民币国际化、货币自由兑换、中国资本进军世界，判断合适的外储规模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部分学者硬要拿50年前的特里芬法则这个过时货当标准，说中国外汇储备如何严重超标，甚至引申出“失控”、“崩溃”之说，令人费解。
中国的外汇储备合理规模该怎么算
外汇储备至少可分成三种主要需求：满足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对抗各种风险来袭的风险防范性需求、以及取得各种直接间接获益的收益性需求。
其中的交易性需求，至少应当包含最主要的五个支出项：贸易项下的“商品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进口”两者的付汇需求，以及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外企利润汇出”用汇、“内资对外国投资”用汇、“贷款、债券和金融票据的还本付息”用汇。
且不说风险防范性需求，光是交易性需求的五大支出项，如果只以“商品贸易进口”的付汇需求作为储备适度的标准，那么另外四个支出项需要用外汇的时候，如果没有为其储备相应的额度怎么行？
更不用说考虑到外资企业集中撤资、国内资本恐慌性外逃等情况下的应对能力了。
笔者在这里抛砖引玉，尝试对中国所需的外汇储备规模，做一番简单的计算：
第一种方法：根据中国国际经贸的交易性用汇需求进行计算。
1、维持货物贸易进口的用汇需求，2014年全年进口19600亿美元。
2、维持服务贸易支出的用汇需求，2014年全年对外支出3833亿美元。
3、偿还外债本息的用汇需求，2014年外债余额约8948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7086亿美元。
4、外国直接投资的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汇出利润的用汇需求，最高可达1360亿美元。
5、中国企业对外国进行投资的用汇需求，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亿美元。（过去几年在900-1350亿美元之间波动）
总和≈3.5万亿美元。
第二种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1年发布的实证性研究《衡量外汇储备适度性》中提出的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为10%的进口+30%的短期外债+15%的证券市值+10%的广义货币(M2)所得总和的100%~150%。此种方法可衡量一国发生外资企业集中撤资及国内资本恐慌性外逃等情况下的外汇储备应对能力。
1、进口所需（19600+3833）*10%=2343亿美元。
2、短期外债7086*30%=2125亿美元。
3、证券市值≈36万亿元人民币的15%≈8850亿美元。
4、广义货币(M2)122.84万亿元人民币的10%≈20000亿美元。
总和的100%~150%≈3.33万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
以上两种方法，分别得出了3.5万亿美元和3.33-5万亿美元的估算结果。均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84万亿美元接近。
此外，中国还向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了出资，向友好国家提供了融资。这方面的必要开支也是需要从外汇储备中支出的。
因此中国保持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仍属正常。
此外补充一句，从历年外汇储备增长额来看，如果按照长期趋势，撇除2013年史无前例的单年异常增长5084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如今应该在3.4万亿美元左右，正好处于3.3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两个估值数之间。
中国有较高的风险预防性需求
外汇储备除了用于交易性需求之外，风险预防性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动机。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多大，决定了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上限。要是谁认为中国在遭遇风险时，能和欧洲北约国家那样得到美国盟友的鼎力支援，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需要去看医生了。
纵观战后以来的历史，也只有它们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其他不要说拉美之类美国经济殖民地，就算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那些盟国、准盟国，惨遭金融掠夺的历史历历在目。
韩国、日本、东南亚，美国的盟友，缺美元可用时，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1998年，美国落井下石了。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盟友，缺美元可用时，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2011年，美国慷慨解囊了。
而如果中国缺美元可用的时候，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肯定会有人宣称，理论上来说，既然中国依然保持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还在增长，那么满足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外汇需求，就不用按一整年的用汇需求计算，只要保证几个月的规模进行缓冲，自有同期的出口收汇抵消用汇需求。
理论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确只需要保持大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以满足现阶段和平环境下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但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中也包括了对抗各种风险来袭的风险防范性需求，以及取得各种直接间接获益的收益性需求。和平的环境，本身就要靠斗争争取来的。只有手里储备的弹药充足，才能震慑敌人，保证和平。倘若倒果为因，以为世界和平，不需要保持弹药充足，世界和平也不会变的，那可就太天真了。
以一整年的外汇需求作为储备规模的标准，本身就是抗风险准备的一部分。1.7万亿美元则更像是一个保证正常国际经贸的外储规模下限。
这里还有一个抗风险需求的顺周期问题。所谓顺周期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情况好的时候，抗风险需求不够高，所做的抗风险准备较少；而当情况变遭的时候，抗风险需求大幅上升，抗风险准备的成本却也大幅上升了，因而难以有效提高抗风险准备金的总额。
目前阶段的中国仍处于贸易和资本项双顺差状态，中国一直在努力促进商品贸易上的进出口规模平衡，以及致力于走出去发展，不断扩大全国对外投资规模。外汇储备是一个存量储备，如果双顺差状态下不储备足够的弹药，当中国万一出现双逆差时，急需增加外汇储备，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时候，却会陷入想增加而难以增加的困境。
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保有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有以此为后盾的兑付信誉，所以其他国家才会对人民币有信心，愿意和中国进行货币互换，愿意加入人民币国际化。对风险的防范准备够大，也提供了间接的收益。
中国外汇储备向友好国家提供融资，威力巨大
中国外汇除了供本国使用，还向新设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向友好国家提供直接融资。目前加起来只相当于外汇储备总额的5%左右。未来完全可以提供更多。
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求助北京，而不必非得去西方控制下的IMF等国际机构受勒索。毋庸置疑，西方对损失大量压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已经十分窝火。
最近英国某经济学杂志不无醋意地大谈“北京挑战IMF是玩火自焚”，宣称中国不按IMF的“规矩”办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时不强迫对方接受那些附加条件，一定会血本无归，甚至被这些“腐败的”“不民主”的国家拖下水而玩火自焚。
但该杂志却忘了照照镜子，看一看“吃IMF药五年的希腊”，乃至历史上所有那些被迫全盘接受IMF药方的国家最后是什么结果。
且不说各国国情千差万别，IMF永远都是同一副“华盛顿共识”的“万能”药方，一味要求受援国尽快实现财政平衡，进行大规模的缩减开支和增加征税。不顾任何实际情况，强行要求受援国进行各领域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全面、快速地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国有资产。以及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贸易市场。
这副“万能”药方，除了让受援国各行各业如同纯洁的羔羊一般毫无防御力，便利欧美跨国金融财团大肆鲸吞蚕食之外，毫无任何其他疗效。自然资源、企业、市场、人力资源，全部都能低价抄底买进。就算看起来接着会有些所谓的药效，但本质不过是经济主权的全面瓦解，沦为外国财团大发横财的经济殖民地。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韩国、日本后，美国作为盟友不仅不予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强迫韩国接受IMF苛刻的条件。其中利益驱动的根源，就在这里。
IMF从根子上背叛自己的使命，完全为西方私人垄断财团的不当暴利服务，这不正是最大的腐败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请英国某经济学杂志谈一谈院外游说的合法腐败游戏，或是前任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美国卷入性侵案件，究竟幕后发生了什么。
讽刺的是，西方欺人到最后，就是愚人愚己，竟然对希腊也开出同一副“万能”药方，结果耗费了数千亿欧元的巨额资金，希腊经济依然深陷困境，经济萧条、负债奇高的情况毫无改变。2014年末2015年初，希腊危机又开始了新一轮发酵。
死亡，还是投降做奴隶。这就是IMF永远只开同一副“万能”药方时，丢给受援国的根本问题。但在不久的将来，哪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还会去IMF吃这付药，不来求助中国呢？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完全是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尽可能注入受援国的实体经济，授人以渔，促进其自我造血机制的复苏。受援国经济复兴，自然就能够正常归还中国贷款。相比心怀鬼胎、甚至愚人愚己的IMF援助，风险低，成效大，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非常正常。
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只需要极少一部分，就能帮助许多国家，并使它们与中国成为真正的朋友。为中国打破西方对全世界的隐形压榨吸血，建立公平合理、互惠互利，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推动。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外汇储备也不断充盈起来，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夏天一度向四万亿美元逼近时，批评的调门越来越高，声称外储“愚蠢增长”，甚至蹦出“失控”、“崩溃”之说。然而果真如此吗？
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能不引来各种“羡慕嫉妒恨”，更是对冲基金等国际金融炒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谈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否适当，适当规模是多少时，绝不应该忽视风浪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假设条件过于简略的理想模型进行静态计算。
套用50年前金本位时代的特里芬法则实属“刻舟求剑”
声称中国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合理边界的人，通常总喜欢拿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Triffin）的“年商品进口额40%为储备适度”说事。按照特里芬法则，一国的外汇储备与它的贸易进口额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满足5个月进口需要为标准，满足2个半月进口需要为最低限。于是，他们根据2013年中国进口额19504亿美元，5个月进口额约7800亿美元，以及同年3.82万亿美元外储的数据，计算出389％这样一个超标率惊人的数字。
然而特里芬于1960年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提出来的这种方法，社是基于1950-1957年各国数据的。粗略了解过金融史的人都知道，1947-1958年，是金融史上所谓的“美元荒”时代，当时美国经济实力无比强劲、欧洲还处在战后经济重建阶段，各国需要大量的美元从美国进口物资和机械，以重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的经济。
然而“美元荒”时代之后这50年来，是一次又一次美元过剩、美元贬值、美国转嫁危机的历史。
不用后50年“美元灾”时代数据重新讨论，继续用“美元荒”时代的数据得出的比例法则说事儿，真真是现实版的刻舟求剑！
特里芬的这个40%法则，其实在1960年一提出就广受诟病。它只考虑了商品进口交易的对外支付需要，甚至没有考虑到全部的经常项目，更不用说资本项下的需要，以及金融上外债还本付息的支付需要。在国际经济交往早已超越单纯商品贸易为主的1960年，这种方法已经很不合理了。
从过去50年历史上各次货币危机看，危机国家外汇储备的流失规模与这些传统指标并不吻合。特别是2008年危机中，从巴西到韩国，众多储备符合传统指标的国家，均遭遇到了严重的外汇困境，而不得不向别国求助。
中国体量极大、与美国关系也并不在蜜月中，一旦面临危机，难以找到可靠的援手；且中国正努力谋求人民币国际化、货币自由兑换、中国资本进军世界，判断合适的外储规模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部分学者硬要拿50年前的特里芬法则这个过时货当标准，说中国外汇储备如何严重超标，甚至引申出“失控”、“崩溃”之说，令人费解。
中国的外汇储备合理规模该怎么算
外汇储备至少可分成三种主要需求：满足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对抗各种风险来袭的风险防范性需求、以及取得各种直接间接获益的收益性需求。
其中的交易性需求，至少应当包含最主要的五个支出项：贸易项下的“商品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进口”两者的付汇需求，以及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外企利润汇出”用汇、“内资对外国投资”用汇、“贷款、债券和金融票据的还本付息”用汇。
且不说风险防范性需求，光是交易性需求的五大支出项，如果只以“商品贸易进口”的付汇需求作为储备适度的标准，那么另外四个支出项需要用外汇的时候，如果没有为其储备相应的额度怎么行？
更不用说考虑到外资企业集中撤资、国内资本恐慌性外逃等情况下的应对能力了。
笔者在这里抛砖引玉，尝试对中国所需的外汇储备规模，做一番简单的计算：
第一种方法：根据中国国际经贸的交易性用汇需求进行计算。
1、维持货物贸易进口的用汇需求，2014年全年进口19600亿美元。
2、维持服务贸易支出的用汇需求，2014年全年对外支出3833亿美元。
3、偿还外债本息的用汇需求，2014年外债余额约8948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7086亿美元。
4、外国直接投资的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汇出利润的用汇需求，最高可达1360亿美元。
5、中国企业对外国进行投资的用汇需求，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亿美元。（过去几年在900-1350亿美元之间波动）
总和≈3.5万亿美元。
第二种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1年发布的实证性研究《衡量外汇储备适度性》中提出的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为10%的进口+30%的短期外债+15%的证券市值+10%的广义货币(M2)所得总和的100%~150%。此种方法可衡量一国发生外资企业集中撤资及国内资本恐慌性外逃等情况下的外汇储备应对能力。
1、进口所需（19600+3833）*10%=2343亿美元。
2、短期外债7086*30%=2125亿美元。
3、证券市值≈36万亿元人民币的15%≈8850亿美元。
4、广义货币(M2)122.84万亿元人民币的10%≈20000亿美元。
总和的100%~150%≈3.33万亿美元到5万亿美元。
以上两种方法，分别得出了3.5万亿美元和3.33-5万亿美元的估算结果。均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3.84万亿美元接近。
此外，中国还向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了出资，向友好国家提供了融资。这方面的必要开支也是需要从外汇储备中支出的。
因此中国保持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仍属正常。
此外补充一句，从历年外汇储备增长额来看，如果按照长期趋势，撇除2013年史无前例的单年异常增长5084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如今应该在3.4万亿美元左右，正好处于3.3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两个估值数之间。
中国有较高的风险预防性需求
外汇储备除了用于交易性需求之外，风险预防性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动机。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有多大，决定了中国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上限。要是谁认为中国在遭遇风险时，能和欧洲北约国家那样得到美国盟友的鼎力支援，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需要去看医生了。
纵观战后以来的历史，也只有它们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其他不要说拉美之类美国经济殖民地，就算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那些盟国、准盟国，惨遭金融掠夺的历史历历在目。
韩国、日本、东南亚，美国的盟友，缺美元可用时，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1998年，美国落井下石了。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盟友，缺美元可用时，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2011年，美国慷慨解囊了。
而如果中国缺美元可用的时候，美国会落井下石还是慷慨解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肯定会有人宣称，理论上来说，既然中国依然保持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还在增长，那么满足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外汇需求，就不用按一整年的用汇需求计算，只要保证几个月的规模进行缓冲，自有同期的出口收汇抵消用汇需求。
理论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确只需要保持大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以满足现阶段和平环境下正常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但国际经贸的交易性需求中也包括了对抗各种风险来袭的风险防范性需求，以及取得各种直接间接获益的收益性需求。和平的环境，本身就要靠斗争争取来的。只有手里储备的弹药充足，才能震慑敌人，保证和平。倘若倒果为因，以为世界和平，不需要保持弹药充足，世界和平也不会变的，那可就太天真了。
以一整年的外汇需求作为储备规模的标准，本身就是抗风险准备的一部分。1.7万亿美元则更像是一个保证正常国际经贸的外储规模下限。
这里还有一个抗风险需求的顺周期问题。所谓顺周期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情况好的时候，抗风险需求不够高，所做的抗风险准备较少；而当情况变遭的时候，抗风险需求大幅上升，抗风险准备的成本却也大幅上升了，因而难以有效提高抗风险准备金的总额。
目前阶段的中国仍处于贸易和资本项双顺差状态，中国一直在努力促进商品贸易上的进出口规模平衡，以及致力于走出去发展，不断扩大全国对外投资规模。外汇储备是一个存量储备，如果双顺差状态下不储备足够的弹药，当中国万一出现双逆差时，急需增加外汇储备，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时候，却会陷入想增加而难以增加的困境。
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保有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有以此为后盾的兑付信誉，所以其他国家才会对人民币有信心，愿意和中国进行货币互换，愿意加入人民币国际化。对风险的防范准备够大，也提供了间接的收益。
中国外汇储备向友好国家提供融资，威力巨大
中国外汇除了供本国使用，还向新设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资金，向友好国家提供直接融资。目前加起来只相当于外汇储备总额的5%左右。未来完全可以提供更多。
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求助北京，而不必非得去西方控制下的IMF等国际机构受勒索。毋庸置疑，西方对损失大量压榨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已经十分窝火。
最近英国某经济学杂志不无醋意地大谈“北京挑战IMF是玩火自焚”，宣称中国不按IMF的“规矩”办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时不强迫对方接受那些附加条件，一定会血本无归，甚至被这些“腐败的”“不民主”的国家拖下水而玩火自焚。
但该杂志却忘了照照镜子，看一看“吃IMF药五年的希腊”，乃至历史上所有那些被迫全盘接受IMF药方的国家最后是什么结果。
且不说各国国情千差万别，IMF永远都是同一副“华盛顿共识”的“万能”药方，一味要求受援国尽快实现财政平衡，进行大规模的缩减开支和增加征税。不顾任何实际情况，强行要求受援国进行各领域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全面、快速地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国有资产。以及全面开放金融市场、贸易市场。
这副“万能”药方，除了让受援国各行各业如同纯洁的羔羊一般毫无防御力，便利欧美跨国金融财团大肆鲸吞蚕食之外，毫无任何其他疗效。自然资源、企业、市场、人力资源，全部都能低价抄底买进。就算看起来接着会有些所谓的药效，但本质不过是经济主权的全面瓦解，沦为外国财团大发横财的经济殖民地。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波及韩国、日本后，美国作为盟友不仅不予救助反而落井下石，强迫韩国接受IMF苛刻的条件。其中利益驱动的根源，就在这里。
IMF从根子上背叛自己的使命，完全为西方私人垄断财团的不当暴利服务，这不正是最大的腐败吗？当然我们也可以请英国某经济学杂志谈一谈院外游说的合法腐败游戏，或是前任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美国卷入性侵案件，究竟幕后发生了什么。
讽刺的是，西方欺人到最后，就是愚人愚己，竟然对希腊也开出同一副“万能”药方，结果耗费了数千亿欧元的巨额资金，希腊经济依然深陷困境，经济萧条、负债奇高的情况毫无改变。2014年末2015年初，希腊危机又开始了新一轮发酵。
死亡，还是投降做奴隶。这就是IMF永远只开同一副“万能”药方时，丢给受援国的根本问题。但在不久的将来，哪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还会去IMF吃这付药，不来求助中国呢？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支持，完全是按照互利互惠的原则，尽可能注入受援国的实体经济，授人以渔，促进其自我造血机制的复苏。受援国经济复兴，自然就能够正常归还中国贷款。相比心怀鬼胎、甚至愚人愚己的IMF援助，风险低，成效大，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非常正常。
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只需要极少一部分，就能帮助许多国家，并使它们与中国成为真正的朋友。为中国打破西方对全世界的隐形压榨吸血，建立公平合理、互惠互利，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