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三喜
　　
　　“获批一万，到手五千”、“坐等村民送鸡上门”，新华网报道了一些地方农村危房改造惠民资金被基层干部侵占的乱象。我对这种情况既熟悉又惊讶。
　　
　　熟悉，是因为亲眼见过，以前我还为此写过一篇小说，讲我们村一个单身农民的故事。某年春节前，他申请到了一笔1万元的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但是存折在镇上民政干部的手中。要过年了，这个农民手里却没有钱。为了拿到存折，他求爷爷告奶奶，在村里跑了几天，借到了400元，买了十斤茶籽油“孝敬”那个干部，才领到存折。但取回钱之后，农民又给那个干部上交了3000元。
　　
　　惊讶则是因为，十八大开完都过了好几年了，反腐败风暴席卷，看上去这些基层干部还没有收手的意思。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故事。贫弱农民的权益被侵害，确实可怜。但一点反抗意识都没有，就这样逆来顺受，也很可悲。更要命的是，对这种反常的情况，很多人竟已习以为常了。
　　
　　当时我曾大胆地设想，把这个过程进行微博直播，看看会有什么效果。但终究还是没有这样做。现在想想，大概是因为我自己潜意识中也接受了那个规则吧。再说，如果我是那个农民，我能否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如果我那样做了，我能成功吗？
　　
　　春节过后，我跟一个摩的司机聊起反腐败的问题。乡下的摩的司机跟城里的出租车司机一样，都是见多识广的人物。我说，现在中央打了那么多大老虎，乡镇的风气应该也好些了吧。摩的司机世故地说道，“纪委哪管得了底下的干部啊，他们只能抓抓大老虎。”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照理说，老虎苍蝇一起打，民众对反腐的评价应该更高才是。不过，也有可能我问错了对象，毕竟，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判断。
　　
　　新华网对农村危改资金被卡在“最后一公里”的报道，让我对摩的司机的话多了一份认同。我们讲腐败，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在城市。可乡村的政治生态就不存在问题吗？基层民主制度在农村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村干部基本都由村民直选，但贿选、操纵选举等情况并不鲜见，很多地方，农民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依然没有发言权。乡镇一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权力运行系统中最微细的血管，自上而下的监督力量实在不容易到达。
　　
　　媒体也经常关注基层乡镇的腐败，而且相关新闻也总是触目惊心，比如“村官巨腐”，一个普通村干部就能贪污上亿。很多生活在基层又略有文化的人，偶尔会在网络空间反映自己的观点，比如“农村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但听到的人实在太少。值得高兴的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天津等地方时曾指出，“农村腐败不容轻视”，这意味着农村腐败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可以作为印证的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次提到了农村反腐败问题。但是，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措施来消除农民身边的腐败，目前还没有看到好办法。
　　
　　治理农村腐败，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雷霆之风，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涓涓细流，也就是说需要民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但是在农村，知识精英的流失使情况变得悲观。城市里人们津津乐道的监督方式、维权手段以及其背后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在农村都可能派不上用场。各类公示制度，为农民们提供的监督举报渠道，也基本处于荒废状态。最迫切的问题是要解决农民不敢维权、没信心维权的问题。如果干部只由上级任免，再大的问题也会被官僚系统消化掉。如果干部只需要对上面负责，他们就能很方便地屏蔽农民的呼声。所以，农村恐怕不能采用城市的反腐策略，而要从基层政治制度本身着眼，从政治生态的改造甚至再造着眼。而这，无疑是一条更漫长的道路。
　　
　　在以往的政治话语中，“民生”只是一个与发展有关系的概念。但从农村的现实看，它更是一个与政治制度有关系的严峻问题。农民身边的腐败如果不能清除，再好的三农政策也会在“最后一公里”被侵蚀掉。看不到这一点，感受不到农民的疾苦，听不到农民的声音，农村就只能日渐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