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说过，一个反抗运动通常都会经历，“最初敌人无视你，然后他们取笑你，跟覑他们认真跟你斗，最后你便赢了”的几个阶段。
占领华尔街运动，只花三两个星期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它能否获得最后胜利，当然还言之尚早。不过很多老土中坑评论员都批评占领运动目标诉求不清晰，很难进一步发展。年初突尼斯和埃及年轻人上街推翻独裁者，到今天仍被质问他们为何对未来要有什么政制、应该由谁执政等没有具体诉求。问这种问题的人，其实都是功利市侩的国家主义者，视野中除了国家权力之外便一无所有。他们以为社会运动必须要争取具体的政治制度或政策、支持某个政党候选人当选，才算目标清晰。这种以国家政权为导向的社运观，自十九世纪末开始成为世界各地革命/改革运动的主流，匡限了我们的想象力一百多年，令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最后都变成不会造梦、只懂计算席位实利和保住权位的政客或社运官僚。
今年的中东茉莉花革命、欧洲的公民抗命风潮、和现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有特定议题，但都同样体现了年轻人对国家主义的否定。他们鼓动风潮、创造革命形势，逼使政客回应，却十分小心地确保抗争不被政客骑劫（占领运动从没乞求民主党支持，急于跑到华尔街抽水的民主党人，却往往热脸贴个冷屁股）。他们不断动员、不断抗争、永不满足，任何政党都难将他们收编（埃及革命至今仍在升级扩大，只是主流媒体早失兴趣）。要了解这一波青年抗争的历史意义，便要先了解世界革命／改革运动历史中国家主义的兴衰轨舻。
1848年的革命与反革命
十九世纪初欧洲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权力刚崛起之时，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暴力的运动遍地开花。起初这些运动的形式多姿多彩，有跑到工厂砸机器打完便走的、有归隐田园建立共产小社区的、也有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自助自管的。后来这些多元激进力量汇流而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试图推翻各地的残余王权。
各地革命在赢得统治阶级的些少妥协后，即遇上残酷镇压。在随后的十多年，欧洲各国的反动力量进行浪接浪的反扑，如法国路易波拿巴的帝制复辟和普鲁士的卑斯麦专政。革命进入低潮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将失败归咎于当时各种社会运动理想有余、组织不足，在资产阶级的强大国家机器面前不堪一击。他们主张要改造社会，便要建立起中央集权、纪律严明的群泷组织，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变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洞悉先机，在1848年革命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已经出版《共产党宣言》，鼓动全世界无产者组织起来向资产阶级夺权。今天看来，《共产党宣言》最有趣的，并非前半部分的分析与纲领，而是后半部对各流派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小资社会主义等，长篇大论的批判。这些在马恩看来十分骑呢十分不济的运动，其实正代表了1848年前反资本主义多元自发抗争的丰富传统。世界革命运动走上国家主义的轨道后，运动领袖便不断引导我们将焦点钉在国家权力之上，并遗忘这个曾盛极一时的丰富传统。后来德国的伯恩斯坦与马恩路线决裂，放弃革命而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社会改革，本质上亦离不开利用组织化、科层化政党夺取政权的基本主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少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亦开始通过选举分享到权力。二战后从欧美到东欧俄国、再到新崛起的第三世界，执政的尽是各式各样的革命政党或社会民主政党。始于1848年的左翼运动政党化，终于收成正果。
但这种国家主义的革命／改革运动成功之时，也是它堕落之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党一执政即沦为无法无天的新压迫阶级不用多说，就连西方的社会民主政党玩选举玩多了，也变成金主大过天，与其他腐败资产阶级政党无异。
1968一代的局限
1968年的全球青年激进运动，展开了对这种以夺取政权为本的旧式左翼运动的批判。由布拉格到巴黎到柏克莱，年轻人的怒火由越战和苏式暴政引爆，再蔓延成对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的激烈否定。他们绕过政党与旧社运组织，自发地占领街道、占领广场、占领工厂、占领校园。这些年轻人在摒弃旧式社运之际，重新发现了被边缘化达一个多世纪的巴枯宁与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思想。之后发展出来的反文化运动、青年公社运动，以及一连串还绕在性别、性取向、环境等各种议题的新社会运动，即在不同程度反映了这种自主自立和反国家主义的倾向。
1968一代的局限是，他们不少在口头上超脱了政党政治的同时，仍对旧有的进步政党藕断丝连。例如美国不少新社运团体到了八十年代，已失去原初的动员活力，而成为寄望于民主党的利益团体。又例如德国当初具有强烈反体制色彩的绿党，在八九十年代不断扩充议会地盘之际渐渐迷失，也蜕变成另一个充满功利计算的政党，在近十年更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先后与社民党和右翼基民党组联合政府，因此被讥为大政党的绿色花瓶。
而1968一代最激进的一翼，更是将希望寄托在中国文革、越南、赤柬等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之上，以为它们是苏式官僚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但当这些乌托邦谎言被一一揭穿之后，寄情在这些谎言上的理想青年即变得消沉犬儒。八十年代起中国全面走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美国民主党与欧洲左翼政党在新自由主义巨浪前迅速向右转。1968一代到了九十年代，已经气数已尽。
全球八十后的觉醒
但一代人退场，又到新一代人走上舞台。全球各地的八十后，成长于传统左翼政党政治已经倾家荡产、无可依恋的年代。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各地经济的金融泡沫化，又在他们面前展示出一个他们的父母辈永不能理解的不确定前景。这一代人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静静观察世情，慢慢愤怒了，终于透过1999年的西雅图反世贸示威完成了他们的成人礼。在随后十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各自精彩，到处扎根，更慢慢汇聚成以巴西Porto Alegre为大本营的世界社会论坛网络。
不少知识分子试图理解这十年间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的辩证抗衡，并为未来的行动指出各种可能。在芸芸著作之中，被视为最能掌握当下时代精神和最被抗争者认同的，莫过于大家都不会陌生的，由Michael Hardt与Antonio Negri合着的三部曲《Empire》、《Multitude》、和《Commonwealth》，以及由“隐形委员会”编着的小册子《The Coming Insurrection》。当中Negri乃六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自主运动的旗手，“隐形委员会”则强调他们师承六十年代结合前卫艺术与革命行动的法国处境主义运动。这两个六十年代的运动流派，均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既反资本主义，也反国家权力，更鄙视政党政治，主张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实践民主，对抗强权。
如果说1968年革命是1848年以前各种自主反抗运动的回魂反扑，那揦2011年，便可能是1848年以1968年为中介的再次回魂。这次回魂，会把我们带到何方？它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会带来一个更人道的新时代，抑或会再次幻灭，等待下一次回魂？这些问题，已超出了思辨逻辑可以解答的范围。全球占领运动，亦已进入实践即理论的阶段。讲多无谓，行动最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