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瀚
1968年8月20日，苏联25万大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总书记杜布切克领导的、旨在推进国家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从此，33岁之后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将在整整21年的时间里面对下面的图景：
“1970年2月，捷共中央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其中2/3是专业知识分子。”（转引自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
他还将面对杨·乌尔班所谓“从此以后，它只能通过贪污腐败和制造恐惧控制人民。‘改革’一词成了咒语”。这一场景在哈维尔1975年《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得到了更为集中和深刻的揭露，哈维尔认为胡萨克时代的捷克，用政治高压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恐惧，以及随后更为精巧的利益贿赂获得人们违心的臣服，全社会逐渐习惯于用谎言换取安全和利益，于是出现了一幅荒诞的深度道德腐败图景：恐惧与谎言无所不在、个人与社会道德极度堕落、没有希望。但仅仅指出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有能力结束这一时代。哈维尔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当他指出后极权社会所有这些问题之后开出的一张简易药方“在真实中生活”并身体力行之：
“只有大家都愿意在谎言中生活，才能产生这个社会制度。其原则必须让所有的人接受，渗透一切事物。它绝不允许有人在真实中生活。因为任何越轨行为都是对原则的背判，对整个体制造成了威胁……在后极权社会，真相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特别的重要性，这在其他环境下是闻所未闻的。真相在这个社会，作为权力的一个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但是，这些话并不能被误解为哈维尔仅仅将真实生活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恰恰相反，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剧家，作为一个作家，职业伦理对他的要求本身就是诚实，艺术家用“谎言”说出真相，与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正好相反。哈维尔只是要强调在一个用恐惧、贿赂与谎言建构的后极权世界里，由于每个人都屈服于恐惧与贿赂，冷漠、沉默与谎言就成为支持制度的最重要砖石，从而导致人们个体生活被异化，因此要回归人的本性，拒绝被异化，只能退出这一游戏规则，真实生活、在真实中生活也就成为无法逃避的选择。
哈维尔注意到这种后极权制度与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大工业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因此，这种制度的强大是一种机械性的强大，孱弱的无组织个体力量根本不是机器的对手。但这架机器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个人，只要有一个不肯成为这架机器的零部件，它都会运转不畅。这种不参与，也就是不合作行动，首先是真实面对这一切，当服从和谎言成为这架机器的统治仪式时，回归本心的真实、拒绝虚假，就会成为瓦解其仪式的有效武器，并在很大程度上瓦解统治本身，或者说，真实不但使人回归本性，更使得这种回归成为瓦解统治的重要力量。英国政治学家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说“哈维尔是惟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合作者与同谋”。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恶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
哈维尔的“真实生活”倡导及其身体力行，面向的绝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只是其最后面向的自然结果，它至少有三个面向的维度，而每一个维度的目标都是“恶之庸常”。
“真实生活”所面向的第一个维度，是生活本身，是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本身。在哈维尔看来，极权主义以及后极权统治侵入的不仅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它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不仅是公共伦理，更是私人伦理；它所毁灭的不仅是公共治理，更是作为目的的人本身；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一种伦理灾难，无论是私人伦理还是公共伦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首先要确立的是自由的价值，自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而自由离不开勇气，勇气离不开诚实。无法想象一个随口撒谎的人能有多少勇气，也无法想象一个怯懦的人能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负责能力，而一个对自己没有负责能力的人，绝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诚实，或真实生活，在本质上是以自由意志对极权主义用恐吓与贿赂制造谎言的臣服的拒绝，是一种不与邪恶合作的伦理精神，是一种自觉服从道德律令的自由精神，它的目的首要的是重建被消灭的个体生活本身。所以，哈维尔“真实生活”所要疗救的首先是私人的伦理生活。
“真实生活”所面向的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生活，是由人的私人生活外延的第一个必然性。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人际之间存在各种交往，这些交往常常形成一种半私人半公共的空间，而当这种半私人半公共的空间成为更广泛的参与者共享并脱离私人生活时，就成为一种自发自组织的完整的公共空间，无论其参与者多寡。那么，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真实生活依然会是人际有效交往的基础，无论是由产生这些社团所需要，还是这些联合或组织进行的人际交流，还是与其他团体组织的交流，都必须以真实生活为基础，没有这种真实，后面的就无法进行。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击碎人们的自由联合，让每个人都处于原子化状态，它正确地意识到人的自由联合会削弱甚至瓦解自己的统治力。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仅仅是人类的正常生活内容，它对极权主义构成的威胁仅仅是一种本能和溢出效应，并非其目的所在。
“真实生活”所面向的第三个维度，也是最后一个维度，是政治生活。西方主流政治学史上，政治就是处理众人之事的含义。因此，有人和人群的存在，政治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极权以及后极权统治，用各种手段逼迫人们除了服从之外，不参与任何政治，它是一种消灭政治的伪政治，是古今政治史上最恶劣的伪政治。这种伪政治一方面造成人们虚伪地被迫参与一切伪政治，另一方面又造成人们对真正政治的冷漠，避之唯恐不及，使得政治的消灭成为事实。而真实生活的人们，必将遇到一切正常的政治问题，例如，政府如何成立，政府应该配备哪些机构，政府行为的边界，征税权的合法性如何认定，合法征税权的边界在哪里，税金如何使用，如何制定法律，谁有权制定法律，法律的内容应该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正常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政治问题，要正确并合理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就必须面对这些真问题，遵循公平合理的程序和规则去建构。人只有处于真实的无恐惧状态里，才能真实地发表意见，促成公共讨论，最终确立对所有人尽可能公平、人们心甘情愿遵循的规则，如此才能有效地定纷止争，建立良性的充满活力的秩序。极权及其后极权统治，通过消灭政治建构伪政治，通过恐吓和谎言建立秩序，但那是坟墓里的秩序，而不是活人的秩序。
哈维尔“真实生活”精神所面向的就是这三个维度，或许是因为他的倡导击中了人们的痛苦与求变，他本人的身体力行，虽多次长期遭受迫害依然坚持在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其“真实生活”精神，从而成为一个榜样，并对捷克的政治变革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仅仅将这一精神理解为目的是针对政治生活，那将是对哈维尔的巨大误读，也无法理解哈维尔当选为总统之后的种种举措—身为总统的哈维尔，其政治举措的目标依然是注重于政治服务于重建捷克人的正常生活，即自由人的正常伦理生活。
早在1986年，50岁的哈维尔在自传中明确表示自己以前不从政，现在没从政，将来也不会从政，没料到三年后会成为捷克总统。哈维尔本人的生活，从揭示社会真相的荒诞派戏剧开始，一直到参与独立作协、给胡萨克写公开信、参与保障人权行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数度牢狱之灾、长期被监控等，直到最后走向总统，都是他的“真实生活”从私生活走向公共生活，从私人伦理走向公共伦理的注脚。
斯人已逝，但哈维尔倡导的“真实生活”精神，还将依然在一切类似其曾所处政权更迭之前的地区发挥拯救生活的力量。任何一个社会，当且仅当绝大多数的个体（即使不是同时至少也是先后）深刻地意识到“真实生活”对自身生活本身的重要性时，个体的人才能转化为一种健康的公共元素，因此而构建的公共生活伦理才能有效保障个体生活伦理不至于沦灭。
哈维尔观点辑录
首先向这些年轻人问好。现在他们可以听到更多自己喜爱的音乐，希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2009年3月（哈维尔致中国青年）
今天已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可以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尽管被围困在偏僻的乡间，经受着被唆使的周围世界的恐吓，但他发出的警告的声音仍然能够穿洋越海，并更能清晰地对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良心发言，远甚于全部成群结队的受雇的宣传机器。同样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像善与恶这样纯属个人的概念，仍然有其不可混淆的确定内容，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动摇看起来是不可动摇的权力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僚。还有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一个工程师，只要他心术端正，懂得尊敬超越于他之上的东西，并摆脱恐惧，便能够影响其民族的历史。
—1984年2月《政治与良心》
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1984年2月《政治与良心》
正如我不止一次地写到的，我相信持异议者现象产生于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也就是说，持异议者根本不在真实的权力领域中运作。他也不追逐权力。他不想进入政府也不寻求选民。他不试图向大众谄媚，他不能提供和允诺任何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有他自己的血肉——那是因为他无法用别的办法来确证他所坚持的真理。他的行为仅仅和他作为一个公民挂钩，而不计较代价。他的“政治”承担最内在的基础是道德的和存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首先是为了他自己：为某种他始终在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不能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
—1985年4月《对沉默的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