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进入2011年，日本遭遇海啸及核泄漏事故，作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东亚战略格局丕变。从长时段的历史看，这无疑是一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中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所面对的将是新的国际战略环境，同时，它也将迎接来自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应该说，前途充满变数。我们需要放宽历史视野，才能够预期未来。

    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美战略和解为标志，中国大体完成了自近代以来延续几代人的“救亡”任务，面临从“救亡”阶段向“发展”阶段，从“准战争体制”向“和平体制”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正是这个转型的体现，即结束国际范围内的武装割据状态，调整内部社会经济制度，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之后，大约每过十年左右，中国便经历一轮历史性的挑战，但幸运的是，均能成功闯关，化险为夷。例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冲击。但是，危机过后，中国作为坚守原政治制度的大国，不仅硕果仅存，而且不久即恢复高增长的势头，与原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长期陷于衰退、动荡的政经局面，形成鲜明反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曾经与中国同样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韩国等均遭受重创，经济长期低迷。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在1998~1999年略有下降，之后便逐年回升，到新世纪初已恢复两位数增长率。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至今未走出困境，并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开始向社会危机延伸。而中国经济仅在2008~2009年略为减速，到2010年便重新以两位数增长，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历三次危机，三次均能逆势而上。反过来，经过这几轮政治或经济危机，原先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或经济总量上与中国相接近或作为参照的国家，综合国力的比较已发生重要变化。20多年来，总体上看，国际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

    未来，中国无疑仍将经历各种危机。但是，其中有一种危机将区别于以往，需要特别警惕，这就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解体。

    自二战结束以来，先是美国、苏联之间的战略平衡支撑了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稍后，亚非拉独立运动造成了第三世界的新局面，推动了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独霸，与全球资本主义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相匹配。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内，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在付出严重代价的同时，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并向中高端升级。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由于美国的衰落，现有国际秩序将在未来趋于瓦解。

    “美国衰落”近年来是一个流行话题。美国防长罗伯特·盖茨调侃说，他有生以来已两三次听到人们谈论美国衰落。据统计，自朝鲜战争以来，有关“美国衰落”的争论共出现过八次，分别是由于：朝鲜战争失败，苏联卫星升空，越南战争失败，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苏联扩张和日本经济崛起，冷战结束，“9·11”事件，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的“美国衰落论”甚至被作为“美国并未衰落”的一个证据。

    “美国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这里无法展开论述，只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大国兴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国的衰落往往是波浪式退缩、螺旋式下降，中间必然会多次出现反弹甚至一定程度的“中兴”现象。第二，美国衰落并不意味着另一大国在短期内可取而代之，美国衰落后，完全可能出现一个较长时期的“战国时代”。

    长期以来，美国霸权由三个支柱构成：高科技—军事霸权、美元—金融霸权和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其中，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在20多年前即冷战后期，曾席卷全球，包括中国，而臻于全盛，今昔对比，目前已明显衰落。美元—金融霸权由于近年持续的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其脆弱的实质。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虚拟化和美国实体经济萎缩。这使得美国庞大的经济体犹如一座倒金字塔，这座倒金字塔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有赖于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掌控。美国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奈特（Thomas Barnett）曾说，美国用美元这种“小纸片”换取亚洲的巨量产品，这当然不公平。所以，美国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这就是太平洋舰队。高科技—军事霸权无疑是支柱中的支柱，但是，“太平洋舰队”反过来也需要“小纸片”的支持，美国的庞大军费开支长期占全球总量的近一半，美元—金融霸权的确是须臾不可或缺的。

    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赶超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二三十年，美国将由于综合国力的衰落而失去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控制能力，而在形成全球新秩序之前，世界将进入一个动荡期。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海外的能源、原材料、市场和交通线（例如2007年外贸依存度曾达到64%），因此，中国必须在这个大变局到来之前，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做好应对预案。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立足国内，根本调整经济社会结构，提高广大城乡低收入人口的购买力，在培育本土市场的同时，有效缓解国内社会矛盾，做好共度时艰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另一方面，经略世界，以互利双赢为前提，通过多种形式，主要与亚非拉国家进行经贸、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对必要的海外能源、原材料、市场和交通线具备足够的控制能力，分享世界资源。这两个方面，就是对未来二三十年“改革”与“开放”内涵的重新定义。

    新世纪初，中国曾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设想。其依据主要是两点：第一，“9·11”事件后，美国主要精力用于反恐，中美关系趋于缓和。第二，中国主要在全球中低端产业领域发展，与美欧高端产业不构成利益冲突。总之，无论从国际政治还是全球经济的角度看，那时的中国都有较长期的发展空间。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设想的确有相当强的预见性。

    今天，这个20年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半，美欧乱局端倪初现。当此之际，中国应重新规划未来中长期的国内外发展战略，例如做好全球动荡期到来之前的战略布局和设定动荡期过后所应实现的阶段性目标。政府与民间应展开讨论，达成共识，形成新的大局观和大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使全社会振奋起来，使人民重新凝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一种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的巨大躯体注入一种灵魂式的精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