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局势的第二份决议案，这对于第八次动用否决权、而过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向以弃权著称的大陆中国而言，实在是内外都引发重大关注的事件，其中，最值得寻味的提问是：这是不是中国在国际政策上走向与美欧对抗的新冷战路线的标志？

    近年以来，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国频繁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声浪后面，一种完全不同于1980年代的外交思维从官方到民间都有蔓延的趋势。随着《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书籍的出版和广泛阅读，在从颜色革命到反恐战争、茉莉花革命等历次重大国际热点事务中，在大陆媒体和网络上，每次这样的事件都会激发对美国邪恶图谋的警告和对外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这种呼声借用了美苏冷战与中国文革外交的双重话语，而在官方的实际政策层面，也不时有隐约而微妙的体现。

    纵观中国大陆最具有浓厚冷战色彩的代表性话语，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两大类：其一是美国的对华遏制阴谋和军事包围论，这种观点几乎是1960年代反美反霸时期毛主义对外战略的完全翻版；其二是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论，这种流传极广的观点与近年来官方过度渲染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力导向相表里。至于其他的产业控制论、CIA分裂中国论及文化消灭论等，不过是这两大类论调的各种变体而已。

    然而，这些在中国大陆社会日益高涨的新冷战调门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走向新的50年冷战或与美俄的冷和平？是不是标志着未来中国会奉行更富于对抗色彩的对美政策与周边政策？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答对于前瞻亚太以及世界的明天具有基础性意义。笔者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的新冷战呼声虽然有时表面上疾风暴雨，但实际上有其国情本身的原因，而并没有对外政策理念内涵，因此远不足以构成真正的新冷战或冷和平政策理念。

    首先，导致某种不无帝国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呼声的现实情境是中国硬力量的成长与中国自上而下对自身新力量意识的缺乏。这是一种知识性的误区，相当多中国民众基于中国近代史惨痛的贫弱记忆，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政策有深刻的心理积淀，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被作为唯一国际知识真理坚信不疑，而这种信条的反面则是“强大可以打人”的信念。长期片面的国家利益至上灌输和扭曲的历史观教育使新一代人中相当一部分不具备1980年代的全球视野，使他们在如何更合理地运用中国力量方面缺乏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思维，而各种公权暴力的泛滥却每日都在孕育社会的暴戾之气和对绝对暴力的疯狂崇拜。这种知识的缺陷不仅是民间的，在诸多国际问题学者层面也不乏这样的落后于当今时代现实的混乱思维。然而，在一个信息、知识、人员和物资流动如此迅猛与要长期维系这样的信念不仅在成本上执政者不能承受的，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毋庸讳言，造成社会意识左转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十多年来官方在媒体管制方面的有意作为。特别是在从颜色革命到本次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当局用虚假的意识形态语言重写了中美和解以来的中美和中外关系，在全球化时代重拾中国与西方的19世纪话语体系，以图在一个传统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社会重建统一意志，这种作为的真正动机在于政治安全的焦虑，并非真正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外关系大势，因为当局有充分的意识，政治安全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的背书，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成果的支持，而后者离开对外开放和更深入参加国际经济循环，是根本难以设想的。此外，在大陆执政者团队内部，改革开放虽然在执行层面陷于濒危，但作为30年来的新道统，任何直接的挑战也等于宣布自身为全民和全党之敌，因此也不具备可行性。对政治安全的担忧可能强化对内的管制和压制体系，但不可能拥有真正重启对外对抗的力量。

    其三，就民间普罗大众而言，在对外事务中经常有粗暴的声音，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一方面对现实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状况充满悲愤、挫折与抗议热情，与此同时，却由于知识及思维训练的不当，没有合适的观念表达工具，于是，传统的基于阴谋论和替罪羊理论的外在投射对象出现了：或者是诉诸虚无缥缈的上国天诛的豪情，或者是诉诸文化中心论的莫名其妙优越感，某种模拟某些宗教圣战式的的感情获得了明确的对象：那即是万恶之源美国。而这种对虚幻外敌的莫须有仇视并不能经得住现实阳光的照射——青少年会长大，虚幻的慷慨会在现实的个人人生规划下变为接近真实的认知，于是人们看到，当众质问克林顿总统的学生代表毫不犹豫地嫁给了美国丈夫，而更多的人，在目睹和亲历各种现实的不公正之后，他们会很清晰地现身说法：“我错了。”

    最后，由于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国际主义国家，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及利益纠葛太深，而各国对中国作为新玩家的目标、意图和终极能力并无清晰图景，同时，在欧美各国内部，由于中国力量的崛起，煽动和激发某种冷战式的情绪也是其整合内部政治、对中国进行产业与经济竞争的方便手段，而由此带来的各种对华政治、经济与军事纠纷反过来循着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方式增强，又自我印证与支持中外猜疑与敌意。在亚太军事安全领域，由于中美缺乏制度化的可信赖安全对话及危机管控平台，而近二十年由于中国经济力量向军事的转化，中美军事效能差距呈现急剧缩小的趋势，因而美国国内确实时有过度猜疑中国军事企图与能力的声音，而这种声音背后，收到削减预算威胁的五角大楼和军工复合体无疑是有力的推波助澜者。最为值得警惕的是，正如上世纪1950年代人们看到的，中美军方与军工复合体很大程度上利益是一致的，要控制这种来自国防部门的恶性互动，除执政者要采取节制和合理的政策之外，全方位的社会的交流和对话才是根本遏制之道，而这方面两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透过前所未有的文件解密和深入的政策分析，国际冷战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是，上世纪迁延50年的冷战就其初始态势而言，美苏均奉行防御性的战略思维，因而在战略上是完全不必要的对抗，然而，正是对对手意图与能力的误判，以及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再加上从柏林空运、朝鲜战争到印度支那的一系列事件，双方对这些事件的错误政策互动，才把牺牲数千万人换来的和平葬送，并把全球置于空前危险的共同毁灭的威胁之下。就今日中美两国具备的潜在能力而言，遏制和防止新冷战的现实需求，这是两国人民最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