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面临国内选举压力，大国政治在选举年会变得比寻常年份更为“内向”，领导人常常在国内事务——首当其冲的是国内经济和就业稳定——中耗费过多政治能量。同时，他们会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取悦民意。这意味着，一个身处选举年中的国家国内政策通常不太会主动发生大的变化，而它参与国际合作的积极性会显著下降，与它国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会增大。

    A

    在3月4日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素来喜欢以强人面目示人的前总统、现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毫无悬念地再度当选，顺利完成了他与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之间的“梅普二人转”的第一个循环。

    这场备受争议的大选拉开了令人焦虑和不安的2012“超级大选年”的序幕。根据俄罗斯新宪法，新总统可以连任两次，最长任期可达12年。因此，“普京大帝”的时代理论上可以延续至2024年，届时他已经72岁。不过，几个月来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广场上响起的此起彼伏的抗议声至今也没有停歇的迹象，仿佛预示着俄罗斯政治的明天不会如普京希望的那么一帆风顺。

    其实，不仅对于俄罗斯，这又何尝不是“超级大选年”的一段不祥预兆？

    我手头掌握的两个资料显示，2012年，世界上总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要进行政权交替或执政党换届，其中相对重要或与中国关系比较大的就有26个。由于各国领导人任期长短不一，像今年这样如此众多国家的换届碰到一起的实属罕见。根据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统计，今年全球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会受到选举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以下四个国家：俄罗斯、法国、中国和美国，它们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41%，仅中美两国加起来就超过了全球的1/3。

    到今年底的时候，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很可能只有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还在任上——迪米特·梅德韦杰夫现在已经是看守总统，普京很快就会和他互换职位；尼古拉·萨科齐和巴拉克·奥巴马分别将在5月6日和11月6日面临大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前者输掉的可能性非常大，后者的前景也不乐观。

    在政权历来不稳、首相走马灯似地更换的日本，今年虽然不是选举年，但民主党代表选举和自民党总裁选举都将于2012年9月举行，野田佳彦的首相位子未必能坐过今年；而刚刚通过韩美自贸协定、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同时又面临朝鲜新领导人接班、半岛核危机一触即发的韩国将迎来新一个总统任期；此外，拉美有影响力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非洲的肯尼亚等国也都将在今年举行有可能引发争议的大选……当然，别忘了处于动荡中的中东国家：也门最近已经完成新旧政权交接；埃及按计划将在今年选举出后威权时代的第一任新总统；还有一些摇摇欲坠的政权——例如叙利亚——说不定哪天就突然变天……

    B

    在西方国家，对选举年政经走势规律的研究是一门显学。人们一般认为，由于面临国内选举压力，大国政治在选举年会变得比寻常年份更为“内向”，领导人常常在国内事务——首当其冲的是国内经济和就业稳定——中耗费过多政治能量。同时，他们会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取悦民意。这意味着，一个身处选举年中的国家国内政策通常不太会主动发生大的变化，而它参与国际合作的积极性会显著下降，与它国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会增大。

    政治家们早就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进行白热化的大选时，与之交往的国家往往会在外交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今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美国每隔四年就要拿中国当一回靶子、说一回事，这些都见怪不怪了。问题在于，如果互为重要关系的许多大国的选举碰在了一起，这就需要多国均作出调整。然而不幸的是，选举年的定律恰恰是：此时政策调整的空间会变得逼仄。

    尤为不幸的是，2012年注定不会是平静或平常的一年。在这个历来令中国人敬畏的属龙的年份里，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肆虐，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债台高筑、失业高企、增长乏力，中国房地产和地方债泡沫破裂、“硬着陆”风险犹存，中东阿拉伯社会民主化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伊核、朝核问题日益尖锐，东海、南海暗流涌动……

    所有这些棘手而严峻的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最迫切地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携手合作、共渡难关的关键时刻，大国领袖们却因为各自国内的选举而被束缚住了手脚，在政策上举步维艰，甚至在气候变化这样原本政治性并不强的问题上都一事无成。相反，我们还看到，美国在从人民币汇率、双边贸易到中东政策等几乎每一个问题上对中国恶语相加，俄罗斯在从伊朗核问题到制裁叙利亚等几乎每一条战线上同西方强硬对抗，日本、菲律宾和越南则在从东海到南海的几千公里海域里与中国明争暗斗……甚至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工作效率也因为成员国的不合作态度而大打折扣，而联合国则干脆经常因各方相互拆台而在行动力方面几近瘫痪，沦为吵吵闹闹的戏台。

    所有这一切都将加速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但适应于多极化和信息化的新治理结构却迟迟未见呱呱坠地，甚至连一点雏形都看不到。于是，超级选举年很可能加剧全球领导力缺失造成的令人不安的后果。

    C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和欧盟内部就会发现，更糟的结果可能还在后面。

    在美国，联邦政府现在本应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二次探底，但由于控制了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的强力掣肘，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斗争近来再度升级，使得它在财政税收政策上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相对独立的美联储，也因为不止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扬言“上任第一天就解雇伯南克”、“QE3等于叛国”而遭受空前压力，在货币政策上变得谨小慎微。有人甚至明言，共和党暗地里就是希望经济继续一团糟——直到选举日为止。如果政治上的恶性竞争真的丑陋至斯，那么对于经济的改善，美国政府几乎做不成任何一件具有建设性的事情，纳税人也惟有祈祷上帝保佑自己时来运转了。

    另外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是：领导人们的政策会不会随着他们“人走”而变得“茶凉”？

    在欧洲，预计5月6日的法国大选后，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将取代尼古拉·萨科齐入主爱丽舍宫。鉴于他近来频繁发表的反金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激烈言论，加上他对德国模式和德国观点的隐隐敌意，两年来勉励支撑的“法德轴心”在大选后是否还能继续存在并顺利运转下去，将是一个问号。但这一轴心对于当前惊涛骇浪中的那一叶叫做“欧洲统一货币”的扁舟而言，是最后一根指望得上的稻草。因此，尽管法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在当今世界上都在下降，但在全世界今年所有的换届选举中，法国总统大选无疑是最具有关键性的历史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就眼下的态势来看，这次大选来得显然非常不是时候。在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赫尔曼·范龙佩、安格拉·默克尔、甚至还有大卫·卡梅伦这些欧洲的决策者看来，萨科齐也许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但如果他能继续执掌这个欧洲第一大国，那么欧洲至少可以在已经通过两年艰苦谈判达成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而不至于推倒重来，甚至分崩离析。

    再看得远一点，比起普京的外交风格，梅德韦杰夫在过去4年对美国和欧盟的敌意明显减少。甚至可以说，梅氏带来了俄美关系史上自叶利钦时代以后从未有过的蜜月。它会不会在5月7日普京正式就职后即告破裂？从普京一年来对西方的态度以及奥巴马在普京当选后甚至迟迟拒不与之礼尚往来的情形来看，不是没有可能的。最新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于9日致电给普京，祝贺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作为回报，普京也预祝奥巴马在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并连任。这次据说是“内容十分丰富”的非正式通话持续了20分钟。此前两天在解释奥巴马为何不与刚当选的普京联系时，白宫发言人卡尼给出的理由是“（两人）日程繁忙”。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援引一家研究公司的数据称，美国大选年里，股市的规律一般是开局红火，但春季结束之前重新陷入低迷。随着新年以来的连续上涨，道琼斯指数看起来马上就要交出1998年以来最好的第一季度成绩单，不知道投资人接下来是否应该趁天气尚未炎热赶紧卖空所有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