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埃克森美孚这头能源巨兽与瑞典相比有更多的自由资本可在世界范围内支配，在更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调动了更多的资源来影响政治决策。你可以问自己：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瑞典，谁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影响更大？谁对世界范围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影响更大？]
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企业，其每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世界上前二十五位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GDP。同时，沃尔玛拥有210万雇员，这个数字也超过了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公司，即低调的纽约公司黑石集团，管理着3.5万亿美金的资产，该数值超过了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储备。2010年，一家私人慈善机构，即拥有335亿美金资金的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各地支出的金额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一年的预算。
这些数据几乎让人目瞪口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私有机构已经极度扩张，除了在那些最大的政府之前，这些私有机构在资源、全球到达性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已经开始“一览众山小”了。与此同时，即使是那些最有钱的国家也受困于问题缠身的官僚体系、财政危机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指数的急剧下降。此外，在我们这个时代，影响人们生活的很多因素都变得越来越具有国际化色彩，但是现在的每一个政府都仍然局限于各自的疆域之内。
在私有力量与公共力量之间寻得平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挑战。如果谁能找到这个有效点（谨慎的监管，公民被授权进行竞争，培养经济动力，以及对于所有人都一样的公平），那么谁的社会就能在二十一世纪兴旺发展。如果谁把这个等式搞错了，那么结果则会是社会不稳定，财富萎缩，以及自我塑造命运能力的下降。许多决策看上去是国内的，但事实上却有很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在美国，该问题是目前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议题。美国政府是否已经过于庞大，成为了社会的负担并且对个人自由造成了威胁？还是它在保护普通民众方面表现得过于无效，且被大企业和有钱阶层掌控？美国政府究竟是在创造公共福利还是在将不平等制度化，为极少数人（百分之一）而非大多数人服务？
在欧洲，类似的争议也在激烈进行着。不同的是，欧洲的争论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即每个独立成员国需要向欧盟让渡多少权力，以及欧盟提供的集体治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和角色都已经不同）究竟为谁带来了最大的好处。如果你分别问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希腊人这个问题，你得到的答案将极不相同。
在中国，公私之间的拔河比赛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被看到。事实上，中国社会的自我改造进行得如此之快，以致外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稳定与增长几乎是无法协调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两者是相互不可少的。这也是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俄罗斯的寡头和政治领袖之间的激战到正在进行中的阿拉伯世界社会骚乱。去年在阿拉伯爆发的叛乱一方面是为了个人自由和机会，但同时它也是对政府任人唯亲和只为少数精英的利益服务这种局面的反抗。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平衡。大约十五年前，美国庆祝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市场对于国家力量的胜利。这个成功舞会是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坟墓边进行的。但现在，一切已经明了，这个舞会办得太早了。
从那时起，我们已经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斗走到了更复杂的局面前。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斗，而区分这些不同种类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是公私力量在体系内的不同角色和责任。由于华盛顿推广的自由放任市场模式已经因为自己造成的伤痕而蹒跚难行，其他的模式开始获得更多的空间。新兴的模式相互之间也在竞争着：从北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到印度和巴西的“民主发展式资本主义”，到北欧经济体（财政纪律极为严格，但是公私力量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再到以色列、新加坡、阿联酋等小国推行的“创业式资本主义”。
在美国以及其他采取美国模式的国家，经济上有权力的阶层依赖于相应的司法、立法以及监管设计这种观念加剧了人们对于整个体系过于向私有力量倾斜的抱怨。无论是从经济产出来看，还是从有超级权力的精英阶层在法律内外的特权来看，不平等在这些国家都已经加剧了。没有什么比最近的金融危机能更好地说明美国体系的缺点了。在美国体系内，少数大机构摆脱了监管，滥用自由，并且说服政府对它们施以援手（而非对因它们而受害的人施以援手），再转而阻止了真正的变革，使整个体系回归到了最初造成危机时的那种实践方式。作为后果，像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民族主义者对全球化的反抗运动这样的反冲运动已经出现。
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反映新的现实。如今，大多数的国家已经被或剥离或减弱了许多主权，因此它们的力量再也不如它们曾经所有的那么强大了。作为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政府权力的一些支柱，比方说，控制边界、印刷货币、执行法律或者使用武力。一切都已经被不可逆地改变了。由于因特网，现代交通以及更广义上的全球化，国家如今再也无法完全分清、量化、监管跨越其界限的东西。现在只有很少一些国家真正有可交易货币，而与此同时，私人发行的价值工具，比方说金融衍生品，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发行的现金。全球型企业如今有能力就税制和监管制度来对地域进行“消费”，当政府推出它们不喜欢的法律时，它们需要做的只是简单的改变场所。同时，目前只有少于二十个国家真正有能力在其疆域外维持一定时间的军事行动。
同时，像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大公司，其在2011年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3500亿美金，有其业务存在的国家是有像瑞典这样一个重要且富有国家的大使馆的国家的两倍多。在2010年，瑞典的国防支出大概是埃克森美孚公司预算支出的六分之一。埃克森美孚这头能源巨兽与瑞典相比有更多的自由资本可在世界范围内支配，在更多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调动了更多的资源来影响政治决策。你可以问自己：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瑞典，谁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影响更大？谁对世界范围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影响更大？
对公司和国家的比较容易让人疑虑，因为比较可能会度量有误，但是你可以考虑以下这个事实：世界上第1000大的公司其年销售额比57个国家的GDP都高。这家公司叫欧文斯.伊利诺斯，它生产的产品是玻璃瓶。它在2010年的销售额超过了70亿美金，超过了贝宁、百慕大群岛、海地、科索沃、列支敦士登、摩尔多瓦、摩纳哥、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以及几十个其他国家的GDP。事实上，《财富》杂志排出的世界五百强公司每一家都可以排入世界前一百位经济体。（GDP尽管有可能有误导性，但却是一个复杂、增值度量，不能与一家公司的销售额直接相比。但是这样的对比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个量上的感受。）
当然了，大公司的权力并不是一个新故事。昔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控着印度次大陆，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福特为他们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建造了小型城市，里面满是工人的房屋和学校。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企业所具有的那种类似国家的角色有所增加和变化。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这种角色变得日益平常，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今大公司经常有它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它们经常积极发起政治宣传，比方说埃克森美孚的游说活动就使美国拒绝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它们积极承担一些重要的安全行动，比方说黑水公司就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获得了大量的国防订单。它们也提供医疗、培训、庇护以及其他许多功能。这些功能应该由国家提供，但是目前国家却无法或不愿提供。这造成的后果是社会变得不正常，太多的权力被很多时候离民众遥远的大公司所掌控，而这些大公司往往只对他们的股东们负责。同时，原本根据设计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发表意见机会的制度已经变得日益薄弱，已经无法与社会契约中的许多最基本条款相符，因为公众发现对于许多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权限发言。
这并不是一份革命宣言。如果说20世纪的流血纷争、社会实验和意识形态对抗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那这个教训势必是极端的手段理不清公私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这两者间的平衡，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兴旺。对一些美国人而言，如今美国已经失去了一些影响这个平衡设置的能力这个现实是令人不安的。但是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即构成那百分之九十九的“被剥夺公民权利者”，最终从全球观念市场的角逐中胜出的混合资本主义范式将会是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