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过敏性鼻炎患者。这种病在中国很常见，如果病情不是非常严重，医生就抱着无动于衷的超然态度——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此病无药可治。这大大增加了病人的痛苦，也使得很多人转而到病友身上寻找安慰。我有位病友，后来出国读书去了，听说他的病情在异国他乡大有好转，但只要一回国，这毛病就会重犯。夸张的时候，他甚至来不及走出首都机场，就开始涕泪横流，这让同机乘客又惊奇又惭愧——如此故土情深又爱动感情的返乡场面，以前中国人都只在课本上读到过。
　　
　　至于我周围的人，他们把知情权建立在我的痛苦上，拿我的病情作为判断雾与霾的偏方。如果我突然喷嚏连连，呼吸困难，甚至连眼都睁不开，就说明“魔都”迷蒙的空气是霾而不是雾，我们生活在十分迫近的肮脏和危险当中。有个北京的病友告诉我，他的过敏性鼻炎自今年八月就没有痊愈过。说这话的时候，他周围的人都在感叹“帝都”的空气一天不如一天。可见，在中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是一种常见的空气质量检测指标。
　　
　　以上当然只是自嘲。自嘲是一种稀罕的美德，如果出自强势者的口中，就会显得更加幽默。令人遗憾的是，在雾与霾的问题上，中国垄断着检测资源和数据的强势机构，却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的姿态通常是不置可否，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又或者说些“时机不成熟”之类阴阳怪气的话——真实的意思就是“这种事，还得领导说了算”。仅仅是没有担当也就算了，还有人强调中国的国情不同——潜台词当是说，银行股市食品医疗教育，这些行业都有中国特色，何以在雾与霾的问题上，你们偏偏要拿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呢？
　　
　　照中国国情论推理下去，霾其实就是雾，只不过和平常的雾比起来，这种雾更有中国特色。鲁迅称之为官僚的瞒和骗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其中也有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或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幽默。鲁迅很严肃，而且肺不太好，他肯定不适合生活在今天——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雾与霾的区别，据说是很复杂的。在中国，一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取决于此事复杂在哪个环节。再复杂的科学问题，也可以找到较为普及的谈论方式，让人知其大概。但如果复杂在行政环节，就会变成禁忌，最后变得不可谈论。为了谈论不可谈论的事情，耗费了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大量脑细胞，他们有大好头脑，本可以用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最后却只能浪费在发明或重复“疑似轻度污染”这种无聊和没有信息含量的措辞上。
　　
　　少数行动主义者则采取了倒逼策略。我的朋友冯永峰创办了环保组织“达尔问”，旨在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他认为，空气质量数据不能靠垄断信息的强势机构恩赐，与其坐等，不如行动起来：每户捐出100元，300户可以购买一台质量不错的检测仪器，把仪器安装在小区里，再把检测到的数值发送到网上，就可以与大家分享空气质量信息。这样做的人多了，分布在小区里的仪器会形成检测网络。这张公民检测网络将逼迫政府作出应对——到底有什么理由继续对PM2.5数据秘而不宣？
　　
　　其实，需要公民行动起来，倒逼中国政府作出应对的问题，并不只是如何区别雾和霾，还包括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方式是否正确，以及我们到底相信谁——可能的话，我希望匹曹诺来主持天气预报，当他指出“空气质量良好”的时候，我们不用指望鼻炎患者的鼻子，而只要看着主持人的鼻子有没有长出来一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