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也显示，在中国，目前有80%的精英家庭考虑送孩子出国，有90%的亿万富豪打算让孩子留学。这概率在全世界都是NO.1。”胡润公布的数据，远远超过印度的50%和日本的10%。
　　
　　第四波少年留学潮
　　
　　时至当下，重提少年留学潮，似乎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实不然。以下这组数字，其中隐含着微妙的转折：新东方教育集团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11年总数基础上增长了21.8%，占全球总数的14%；2010—2011学年，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就比五年前激增100倍。
　　而根据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显示，当年在美国持有F1签证就读私立中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3795人，而2008年只有4508人，4年间增长4倍之多。
　　另一组数字来自于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在2012至2013学年，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12年级国际留学生总数达1086人，比上一学年增长约6.5%，其中中国学生645人，占总数六成。在与温哥华邻近的列治文市中学，2009年其国际留学生人数为450人，但在2011至2012学年，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已达425人。在新西兰，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未成年留学生，最小留学生才5岁。
　　趋势已不言自明。留学潮正日趋呈现低龄化。
　　留学，在国内，曾几何时还是一个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涉足的领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留学浪潮，以公派的访问学者为主，自费留学生很少。差不多四五年之后，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作为真正的“海归”，他们学成之后的待遇令人艳羡。
　　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了第三波留学浪潮，新增加了不少本科生的身影。与前辈有所不同，这批留学生中的很多人是为了逃避千军万马涌向“独木桥”。他们中，很多人成绩一般，家庭富裕，在国外可以轻易上大学。这波留学潮的参与者，回国后的境遇却每况愈下。于是，我们认识了一些新词汇：“海带”（海待，留学归来以后待业）、“海藻”（海找，留学归来找工作）。
　　看上去，出国寻找出路的前景正在渐渐黯淡，但在最近几年却兴起了第四波留学潮，“大众化”与“低龄化”是它的标签，主角是许多未成年的孩子。这些“90后”和“00”后们，涌向了异国他乡，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低龄，恐难适应
　　
　　泽邸私家教育创始人兼首席学术官周立伟，并不鼓励学生过早去外国读高中或者初中。虽说，更早去国外读书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更快融入当地文化，语言适应能力更强，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果就读的是美国比较好的高中，对进入美国常青藤名校无疑是大有帮助的。但是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有很好的英文基础。对于大多中国孩子而言，语言未达标，贸然去读美国的高中需要很大的挑战。
　　周立伟说，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高中时期比较偏重于人文等社会学科的学习，如历史、哲学、艺术，对这些学科的要求很高。而中国孩子更适应应试教育，偏重于数理化。同时，他们之间的学习方式也大有不同，我们的孩子习惯了做卷子，参加考试。而美国的高中更注重学生去写作，去表达观点。这一点上，国内的学生很难适应。
　　即便假设中国的孩子去留学，语言不成为太大的问题，初中生托福考试至少要达到110分，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孩子是万分之一。
　　如果晚三四年出去，时机可能更合适一些。在他看来，比较成功的留学案例中，孩子至少要满足这样的前提：首先是语言关，满足出国的条件，初中的话，托福至少要在90分以上。其次，就是自控能力。所以，想要获得成功，完全在于自控力。而恰巧我们发现，此次采访样本中的留美少年任冰砚、留英少年顾星雨都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
　　事实也印证了周立伟的担忧：大部分中学时代就在美就读的孩子，很难真正进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或者说融入得很好。很多孩子在当地很孤独，沉迷于网络游戏寻找安慰。
　　甚至一些观点认为，低龄留学潮也蕴藏着拔苗助长的危险。未成年的孩子大多生活不能自理，外语能力尚欠火候，沟通能力不成熟，与寄宿家庭可能存在沟通障碍；且正确牢固的世界观也未形成，因此异国的生活可想而知。同时，让未成年的孩子离开熟悉的母语环境与文化底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学习，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未必是好事。
　　
　　规划决定成败
　　
　　其实，留学之路究竟通不通，好不好走？身边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案例。
　　父母对孩子去哪个国家留学，什么时候去留学，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周立伟说，虽然大部分家长，从态度上非常重视孩子的留学问题，也试图在前期做了各种各样的考察、调研。但是，关于教育这种非常专业的领域，想要做一个系统性的决策其实非常困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多数家长可能从表象上认为英国的贵族式教育更为保守正统，其实，从教育理念来讲，美式教育更加正统，这体现于对经典传统的尊重。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
　　在英国剑桥读研的军军之所以留学之路走得很顺，得益于母亲佩莉的决断。虽然他直到高三才迈出留学之路，但是佩莉早在儿子初中时，已经多次前往英国对学校做了实地考察。
　　当然，她对儿子的性格足够了解。他开朗，脑子灵活，学业成绩优异，老早就制定好了专业方向和职业规划。他有很好的适应力和自我掌控力，在英国期间总是顺风顺水，有贵人相助。
　　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这般幸运。佩莉表姐妹的女儿却在国外境遇不佳。当看到国际学校的同学相继去了外国留学，她便让母亲出钱将她送到了美国。姑娘原本就是个不太靠谱的性格，生活经验几近于零。没多久，先是与房东沟通不畅，错失了寄宿地，在肯德基连宿了两个晚上；之后的某一天，又把所有信用卡都弄丢了。苦撑了半年之后，实在熬不住了，便从美国逃回来了。然而，三年的学费90多万已经打了水漂。
　　“父母替子女所做的决策，可能并不特别严谨。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国家留学，氛围很好，学习也不错。类似的观念只是来自于亲朋好友、生意伙伴的只字片语，去当地考察时，语言不太通，没办法了解得足够深入，觉得学校环境很好，校园很漂亮，名气还不错，于是就选了。”周立伟认为，每一个孩子有着自身的特点，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艺术，很复杂，一定要提前做好长期规划。孩子在留学前，要提前至少3-5年从英语能力，文化适应能力，道德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进行培养历练。究竟这个孩子的性格进入这个环境会成什么样？家长对此要有判断力，而不是盲目跟风。
　　
　　精英教育之路
　　
　　三四年时间说长不长，但其实观念的变化却很明显。短短几年间，周立伟在和家长的沟通中发现，以往家长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送子女去留学，而今却不再只停留于这个层面，而是考虑到底什么时候送他们去国外，高中好呢还是大学好呢，还有就是怎样才能够进入一所好大学？到老牌发达国家，接受历史悠久的精英教育的熏陶，如今已成共识。一切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准备是否充分，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子女。
　　诚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催生了一批新富阶层，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到国外接受最好的教育，拓展国际视野，成长为精英人群。我们从泽邸留学生的家庭标签里，也能预见中国留学生家庭的群像。主要有三类人，周立伟说，一类是，商人，企业家，富二代；一类是政府公职人员，官家子弟。还有一类就是跨国企业、上市公司的高管。他们大都生于60年中后期70年代初期。自己拥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实力，同时对自己子女未来的人生路径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规划。
　　精英的培育不但需要土壤，更需要内化成一种行动的准则。换言之，它不是简单地把子女放在某一个大环境下就能被养成精英的。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健全的少年时期，这些都需要冒着难以重来一次的风险。当然，海外的品牌教育资源是否适配每一个慕名的中国家庭，目前确实存疑。
　　独立学者陈晓民博士所著的《如何将孩子送进世界一流大学——中国90后一代在全球化时代脱颖而出的教育策略》在2009年出版，他所能带给留学家庭的第一步行动指南是：和孩子们一起领略美国平民领袖如奥巴马和康多莉扎·赖斯是如何通过精英教育改变命运的。美国的精英教育所提供的也只是机会，而不是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