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后略萨再度来到上海，一切都已不同。“变大了，也变高了。”他形容道，“有很多高楼，繁荣、现代化，是一座21世纪的城市，而且在不断发展。”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中国崛起”，说这令拉美国家“很羡慕”。
　　
　　其实中国作家更羡慕他。1996年略萨初访时未满六旬，如今却满头银发，更重要的是，银发上环绕着一个光环——诺贝尔文学奖。于是从抵达上海的那天起，读者围观、媒体堵截，煞是热闹。略萨就在这份热闹中，由上海至北京，完成了获奖后的首次中国行。
　　
　　唯一不变的或许是略萨的心态。他依旧执着，坚信文学的力量；依旧犀利，对“作家拿补贴”表示不屑；也依旧很直接，当媒体问起他和马尔克斯的恩怨，他立刻弹回去：“我不想谈。”但略萨绝不封闭狭隘，从文学角度，他谈了福楼拜、福克纳、博尔赫斯，也爽快地点评了马尔克斯。
　　
　　在巴黎发现拉丁美洲
　　
　　生活周刊：您是如何开始文学创作的？
　　
　　略萨：可能是天生对文学的爱好吧。我出生于秘鲁南方的一座城市，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阅读是神奇的方式，通过单词、句子组成的形象，你能够知道其他人的生活，在时空里旅行，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些神奇的生活中去。这太棒了！阅读时我还会做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就把它改了。文学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像阳光般照亮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丰富了我的生命，使我想成为一个作家。
　　
　　生活周刊：您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拉美作家之一，但您说是到了欧洲之后才真正认识拉丁美洲的，怎么理解？
　　
　　略萨：当时的秘鲁甚至整个拉丁美洲，从文化角度讲是分割的。秘鲁人认为自己只是秘鲁人，哥伦比亚人认为自己只是哥伦比亚人，我们不知道邻国有什么诗人、小说家或戏剧家，反之亦然，没有“拉美作家”的概念。我们都念欧洲过来的东西，尤其是法国。那时有文学天赋、艺术才能的年轻人的最大梦想是去巴黎，那是艺术、文学的殿堂。
　　
　　后来我到巴黎住了7年，发现很多拉美作家逗留过，比如聂鲁达、博尔赫斯，我也在巴黎结识了他们。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个拉美作家了，发现我们有共同的历史、面对共同的问题，语言、文化上也有共同点。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是巴黎让我发现了拉丁美洲。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以后我又去伦敦执教“拉美文学”，更促使我把拉丁美洲当作整体来理解，而秘鲁只是一个非常大的拉美社区。
　　
　　生活周刊：哪些法国作家深刻地影响了您？
　　
　　略萨：萨特、普鲁斯特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年轻时我特别痴迷萨特，不过现在看来他的作品已经落伍了。永不过时的是福楼拜。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的很多书，他的作品我统统读了，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他的书信也令我印象深刻。福楼拜每天都写信，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如何构建小说。他似乎没多少天才，草稿总是贫乏、缺少色彩的，后来才逐步完善，直至成为一部杰作。他让我学到了通过努力、坚持和自我批评，你能够写出伟大作品。福楼拜教了我很多，他是最大的文学大师。
　　
　　好文学让读者不满足
　　
　　生活周刊：但是这样精打细磨地创作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了，中国作家经常抱怨，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花费太多精力，影响了创作。
　　
　　略萨：百分百地投入创作不可能，写作养活不了作家，全世界都如此。但生活中有一些困难，对创作是一种激励。好作家要不断克服困难，许多杰出作品也是从困难里磨练出来的。
　　
　　生活周刊：您自己是怎么克服困难的？
　　
　　略萨：我19岁就结婚了，大学还没有毕业呢，我必须工作养家糊口。我在大学图书馆、广播电台都做过，甚至登记过死人。最多的时候我做了7份工作！但我还是能找出时间。每个双休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写作。是的，为了生存我做了不喜欢的事情，但写作本身就是补偿，是对我最好的安慰。况且，那些工作丰富了生活经历。存在困难是有好处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力量。相反，如果作家总是拿奖金或政府补贴，我觉得很危险，对创造性是一种毁坏。你必须发展出创新精神，战胜困难。
　　
　　生活周刊：但您获得了最高荣誉，也是中国作家的心结——诺贝尔奖，它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略萨：哦，我成了受害者（笑）。很多人要采访我，无休止地打扰我，不让我安静生活、好好工作。有时候我真想逃到岛上去，到没有记者的地方生活（笑）。同时别人采访我，我的确有点难为情，因为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伟大的作家都没有得奖。诺奖跟其他奖项一样，评委会也是人，难免会搞错。我希望给我奖这个事没搞错。
　　
　　生活周刊：你为何写作？
　　
　　略萨：一种生活方式。写作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活在幻想中。我希望和街上的人交流，写身边发生的故事。做记者的经历对我很重要，让我贴近民众。对我而言写作不仅关乎文学，更是公民责任。我常常问自己：除了让大家愉悦，文学还能给读者留下些什么？当你读完《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回望真实世界，会产生不满足感。好的文学会让读者不满足，想让世界变得更好。你关心这城市、这国家，就要发声音，批判应该批判的，维护应该维护的，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大贡献。
　　
　　相关Link：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Llosa）
　　
　　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和拉美“文学大爆炸”主将之一。2010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胡利娅姨妈和作家》《绿房子》《酒吧长谈》《坏女孩的恶作剧》等。
　　
　　略萨谈拉美作家
　　
　　谈博尔赫斯：他过着纯粹的智力生活，观念、阅读、反思和创造是他的全部。他非常独特，他的语言是多样性的，能表达不同的感情、感知和感觉，并创造了一种和西班牙传统文学截然不同的风格。博尔赫斯为拉美作家打开了一扇“门”，从他开始，我们逐渐走出自己的世界，讲述其他世界的故事。我认为他是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家。
　　
　　谈聂鲁达：我是在巴黎认识的他，相当讨人喜欢。他恰好是博尔赫斯的反面——充满活力，热爱生活，热衷于艺术、美食、美酒，成天在自己的圈子里吃吃喝喝，没有一点钻研学问的痕迹。对聂鲁达来说，吃喝本身就是神秘体验，文学来自作家的感官体验。
　　
　　谈马尔克斯：他出生于哥伦比亚，从写短篇小说起步。他早期的作品象征主义很浓，反映哥伦比亚的社会政治状况，但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百年孤独》是个转变，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这的确是一部很独特的小说——想读逸事的人可以念它，不关注表达方式的人可以念它，高水准的人也可以念。很少有西班牙语作品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马尔克斯让全球认识了拉美文学。我十分欣赏作为名作家的他，但不看重他的信仰，那太机会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