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说：
　　
　　1.我通常写完一个长篇以后会有半年，连最烂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很想吐，就像你狂吸完毒以后，不想再碰毒一样，就像你做爱做太凶了，就想吃斋念佛。
　　
　　2.30年大陆无真正反省的小说。作者、小说家应该是独立的人，你要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可是连这个基本都在控管，而且大家已经默然接受。
　　
　　3.作家要有一种讲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我听到，贾樟柯讲的笑话，阿城讲的笑话，含义会很不同，包含了各自不同的集体记忆。本来我们高度期待是听一些黄笑话。没想到全是怀旧的红军戏，找一些漂亮姑娘唱十送红军之类，摇一个五星旗，一片红。我突然觉得听不懂笑话。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北京5月底的一个下午，上下两册厚厚的《西夏旅馆》刚刚印制出来，从广西师大“贝贝特”负责人刘瑞琳手里递交给骆以军。骆以军捧着自己刚出炉的新书，高兴坏了。这是《西夏旅馆》和别册《经验匮乏者笔记》首次在内地出版。
　　
　　骆以军1967年3月29日生于台北市，祖籍安徽省无为县。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学士。出版小说集《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红字团》等，被认为是台湾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
　　
　　过去，骆以军是一个胡子、头发长长的怪人，“走路永远低头看地下。”
　　
　　“那时候我父亲中风瘫了四五年，母亲退休了照顾他。我一直到26岁才交女朋友。我太太是大学的系花，林黛玉那样的美人，我则是个人渣，喜欢追求中文系那种忧伤的美女。可我没想到这是忧郁症，更没有想到求爱是要结婚的。”
　　
　　太太的娘家是做生意的，岳母一直是要把她女儿嫁给有钱人，结果嫁给骆以军，他就得工作了。“到办公室就崩溃了，我就是在家里写广告文案，后来也没做了。”
　　
　　“后来发现她是忧郁症，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很可怜，被困住了。忧郁症其实对最亲密的人压力最大，像是有一个异次元，像《盗梦空间》似的，把你最亲近的人无限吃进去。你身边的这个她不是原来的她，很小的一个事情都会让她崩溃。”
　　
　　生第二个孩子后经济压力就来了。房子要装潢，小孩要上好的幼儿园，那时骆以军没有专栏写，收入非常糟，每个月要还债……在写作过程中数次抑郁症发作，不得不求助于药物治疗9个月，部分原因可以说是长期的经济压力。
　　
　　他发现30岁之后，写小说不再是写诗的“才情喷薄”，而是一种“极限运动”，把最大的能量聚集在一个点上。“很像潜到黑暗的深海的潜艇，涡轮引擎，高压防水舱要非常强大。那时处在一个摇摇欲坠、支离破碎的状况，感觉仓压要爆掉。”“无法上班，不能出门，也没有爱人的能力，很多时候旁边的人不能谅解，其实他只是生病了而已——像电脑挂掉了，荧幕突然没有光，整个世界变成异常安静的黑白片。”
　　
　　他数次提到自己在台湾同辈的小说家，袁哲生、黄国峻，“都是30岁上下先后自杀了。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连带性，可能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我们所书写的也是一个共同的痛苦形态。”
　　
　　“写了半年，就发觉自己像武侠小说里的虚竹，看到墙上有一套剑法，跟着练，旁边的人也跟着练，内力不够就会吐血。我感到自己是提前来碰这本书了，耗费了很大的心力。”
　　
　　《西夏旅馆》以11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托喻，以一座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是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的作家，骆以军设身处地，用晦涩文体刻画出精神上的漂流、恍惚，以及黑暗中的痛苦。
　　
　　那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漂流。《西夏旅馆》写作历时4年，2008年9月由台湾印刻出版社出版。
　　
　　2010年7月，由香港浸会大学创办的华文长篇小说奖项“红楼梦奖”，将第三届“红楼梦奖”的首奖桂冠和30万元港币的奖金授予了创作《西夏旅馆》的骆以军。此前两届的获奖作家分别是贾平凹和莫言。
　　
　　“红楼梦奖授奖辞”里写道：“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文学都面临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压力，以及市场化、娱乐化、粗鄙化的文化生态环境。本届红楼梦奖首奖授予骆以军的《西夏旅馆》，表达了一种文学道义上的相濡以沫的支持。”
　　
　　骆以军是台湾外省人，没有任何贵族经验，生活在一个匮乏的年代，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平凡的环境。“不像本省的家庭，有祖母，各房的亲戚，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像张爱玲，在她十三四岁，脑袋里已经建构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骆以军们从小可能就没见过祖父祖母，“从小就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爸妈得去打工，哥哥姐姐都不一定有，成长的环境就是身边的朋友，朋友的同质性又很高，大家对世界的期待都是一样的。”
　　
　　读中文系时，每次在学校就跟哥们儿讲黄色笑话，晚上回去就在小宿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昆德拉、卡夫卡、张爱玲，还有王安忆、莫言大陆的这些。
　　
　　诗是他的小女儿，小说是他的大儿子，骆以军说，我最爱的是小女儿。
　　
　　访谈：
　　
　　30年大陆无真正反省的小说
　　
　　人物周刊：现在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界，你觉得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骆以军：大陆和台湾，同时期都各自有一个梯队。大陆这边当时80年代末大爆炸，像阿城、余华、贾平凹、莫言这一批。当时在台湾也是到了一个爆炸期，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出来。他们那时候30岁出头，那他们的黄金时期大概就在30到40岁。像天文、天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台湾是二三十万出版量的畅销玉女作家，可是到30岁以后突然就越写越严肃了。他们为台湾的某一类纯文学小说的维度画了一个边界。到这一批结束，台湾市场上的创作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差异，不管是在市场销量，还是小说的视野，都没有那种爆炸性了，我觉得大陆好像也有这个感觉。
　　
　　内地的一些“青春作家”，在他们二十多岁时，因为商业的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话语权的位置了，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20、30岁的小说写好，但在名利的道路上已经一路狂奔。
　　
　　但像莫言、王安忆，我觉得他们还是蛮保护羽毛的，虽然是作协副主席什么的，但基本上没管事。我听说有很多省作协已经是朱门酒肉的地步，包案子、弄工程，听到很多是这样。国家政治跟经济结盟了，变成这样的模式在支撑文艺。对于我这种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很怪。本来创作者永远要跟全世界为敌，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也许这不是作家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体制以及文学环境的问题。
　　
　　人物周刊：中国早期的作家，很大的文学资源是来自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拉美的文学。这些早期翻译过来的东西进入内地，经过变形，文学的想象力会丢掉，还有爱，轻盈的、梦一样的、会飞翔的想象力会丢掉，最后就只剩下吃人啊、杀人啊、强奸啊，这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从十几岁开始就阅读这样的内地作品……
　　
　　骆以军：作家本来就不该把一个时代的全景的恶梦全加在自己身上。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性在中国的书写，还是非常非常的简陋。
　　
　　我喜欢王小波。当然后来他很红，当年他在台湾莫名其妙一个没听过的出版社出了书，我觉得天啊，真是天才！
　　
　　现在已经距离60年代的“文革”、70年代的下放，过了30、40年了，后来呢？我15年前到北京，和我去年来到北京，北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很有一个城市的样子了，这里面发生多少事情？现在已经不是农民在骂天，大家没裤子穿，共用一个老婆，骂狗日的粮食，或是亘古的哀愁、头被砍掉的时代了，有许多深刻变化着的过程。为什么这20年、30年，西方的小说他们都没有交白卷，大陆这么一个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地方，可这30年我没有看到在一个小说本质形式上，真正提出过反省。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高压控制，有些东西可以写，有些东西不能写，哪些东西伤风败俗，哪些东西不符合国家利益，有些东西是你要加入我们才能写。我不让你出版，或者你不能获得作家的身份……这就很奇怪，因为作家本身，作者、小说家应该是独立的人，你要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可是连这个基本都在控管，而且大家已经默然接受。
　　
　　大陆的情形更复杂些，而台湾是另外一种模式下灭掉的，台湾纯文学后来和经济挂钩，政府已经不检查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根本没有人要出你们的书，书只能出两千本，或者一千本。出版社出两千本可以打平，跟印刷成本打平，一千本是赔的就不做。
　　
　　人物周刊：你说过，作家要有一种讲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
　　
　　骆以军：有一部科幻电影，杀手去杀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他检查的标准是，你有没有说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没有，你就不是真正的人类。其实讲笑话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些笑话有时是历史的沉淀，具有某类天才。我听到，贾樟柯讲的笑话，阿城讲的笑话，含义会很不同，包含了各自不同的集体记忆。
　　
　　我有一次去东北，作协招待我们，特别热情。有一天晚上，我们说慕名而来想看二人转，本来我们高度期待是听一些黄笑话。没想到全是怀旧的红军戏，找一些漂亮姑娘唱十送红军之类，摇一个五星旗，一片红。我突然觉得听不懂笑话。
　　
　　那个团长说，哥们，我有一个绝活，用鼻子喝牛奶，用眼睛喷出来。你真的看到他半杯牛奶从眼睛出来。接着用眼皮把钱币夹着，下面绳子吊着几斤重的水。那时候我彻底被这个身体所展现的残酷惊吓到了，那个残酷是有一个记忆性的疯狂层面。后来我们大家都非常沉默，都不知道怎么才好。
　　
　　经验匮乏者
　　
　　人物周刊：王安忆说过，台湾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经验的匮乏，您怎么看这句话？
　　
　　骆以军：在文学创作上，这句话是对的，但并不见得是问题。说《圣经》创造出来那样一个启示录，天火燃烧，海上地震，蝎子出现、雷霆不已，那种场面，是谁创作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没有经验，是在一个最枯竭的画面里创造出来的空间场景。
　　
　　人物周刊：你提到的内地的成名作家里，他们都曾经在青年时期有过天才式的作品。而有些人是红色贵族之后。这些作品，恰好是他们处在一个没有营养的时代，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混合着青春的荷尔蒙爆发出来的作品，他们恰好是真正的经验匮乏者。
　　
　　骆以军：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其实我很羡慕他们，很自卑，觉得他们经验好丰富啊！王安忆他们在“文革”，跟着其他的几千人，甚至一亿人被丢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他们可以算作人类学的报道文学，而且他们有天赋、热情。他们这一批的经验确实是非常饱满的。
　　
　　可是问题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文明的小说，不可能产生了这一批创作者之后，就变成昆曲，就被封印了，就变成另外一种固定的套式。
　　
　　当这个区域里的人，集体的精英越来越相似的时候，你繁殖下去生出来的就是白痴嘛！你去翻一翻大陆的文学期刊，有多少复制王安忆这种文体，或者复制莫言，为什么后来这些作品不成立，被淹没掉了？他们就是把王安忆的小说、莫言的小说——本来是爆发的、疯狂、冒险的——现在变成昆曲了。
　　
　　我这几年碰到的两岸对谈都是半官方的模式，我永远见到的就是莫言、王安忆、李锐、余华，台湾这边就是张大春、天文、天心、我。我觉得这些作家都开始要被进入到神坛供奉了。而他们的过去面对的经验是多么饱满啊。
　　
　　人物周刊：世界也似乎在趋于同质化，似乎是另外一种洗脑。
　　
　　骆以军：很可怕，我有一次去爱荷华参加国际笔会。一个外蒙的诗人，诗写得很好，读完作品，下面的诗人就问，请问一下你们蒙古的年轻人，10岁到20岁都在读什么文学作品。他想想，说，哈里波特。全场都在笑。全世界的，各地区的，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印度、印尼，所有的年轻孩子都在读哈里波特，那多可怕啊！他们不去读那些看不懂的小说，他们被伺候得太舒服了。
　　
　　人物周刊：很多内地的传统作家，在小说技法上已经登峰造极，年轻时也有很好的作品，可是后来就慢慢地缺乏血肉，仿佛大家在青春的爆发期之后，缺乏一点点爱，也没有爱的能力。有些可能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索性不写了。你呢？是否害怕江郎才
　　
　　骆以军：很多作家觉得江郎才尽可能在30岁或者40以后，因为他太容易征服江湖，后来一直在卖的是他30岁以前的资产。他30岁以前世界观就成形了，他后来有了话语权，小说没有疑问，没有悬念、没有挣扎，没有人性本身的冲突，甚至可以无聊。
　　
　　其实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悬念在魅惑着你。我已经44岁了，我再努力，我就算写到了60岁，我后来的15年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我都写不出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也写不出《哈姆雷特》。
　　
　　我通常写完一个长篇以后会有半年，连最烂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很想吐，就像你狂吸完毒以后，不想再碰毒一样，就像你做爱做太凶了，就想吃斋念佛。可是你们慢慢过了半年，顶多一年，你那个饥饿感就像水草细细的长出来，池底的小泡泡又会出现。那我们大家就会又开始蠢动。
　　
　　后来我到《西夏》的时候就发现，当你要挑战更大的一个东西时，就算原先以为可以用急行军的方式，很有效率、很规律地写，我觉得我的结构还是会垮掉，可是垮掉还可以复原，复原以后再来。
　　
　　这个市场没那么大，所以不急着你赶快赶工，你不是在做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