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事件促成了中文语境中的拉美文学“再爆炸”：去年的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文版正式上市。
　　
　　这两位拉美文学中的领军人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因略萨的一击重拳而决裂。2007年，时值马尔克斯的八十大寿，也是《百年孤独》四十周年特别版出版之际，两人之间多年的关系终于有所缓和，略萨同意老友使用自己的文字作为《百年孤独》的序言。两人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境遇也是如此相得益彰，《百年孤独》一度以盗版的面目出版，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中国作家的写作面貌，说他是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导师亦不为过；略萨的重要作品版权近年来花落上海九九人，在去年获奖后，他最为推崇的两部长篇作品《世界末日之战》（1981）和《酒吧长谈》（1969）先后出版。
　　
　　《百年孤独》的正式出版之所以成为一场文化事件，不仅仅在于新经典化重金动摇了老爷子誓不在中国出版作品的决心，更多是说，通过赋予《百年孤独》一身合法性的外衣，可以重新梳理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思考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探索中国作家的未来展向。而且此次新经典文化引进马尔克斯几乎所有重量级的作品，可以预见这种拉美文学“再爆炸”的热潮会持续很久，无论是对国内的普通读者还是中国作家都是一个冲击和洗礼，也许能诱使我们从中察觉到更多更为隐秘的写作激情？
　　
　　每次谈论拉美文学必谈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必谈拉美文学“大爆炸”，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这一事件呢，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爆炸”？其中又包含多少真实成分？多少虚假成分？“文学爆炸”最初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而存在，并非因为它的成员之间富有某种专属权力，也并非因为他们在美学和政治观点上具有某种一致——据说，略萨和马尔克斯的决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分歧所致。这个称呼像很多文学史上的流派一样，最初都是由它们的批评者和质疑者提出的，稍后才被人从文学史的角度“正名”，赋予其合法性。
　　
　　“文学爆炸”的发生最初看确实有些巧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段时间，同属拉美的许多年轻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众多优秀的作品，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略萨的《城市与狗》和《绿房子》、卡洛斯·奥内蒂的《造船厂》、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埃内斯托·萨瓦托的《英雄与坟墓》与早年的《隧道》、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突然填补了拉美文学的巨大空白。
　　
　　当年的亲历者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认为，他们那代人缺乏自己文学上的父辈，这最大限度地丰富了他们。在政治压迫和生活贫瘠的双重压力之下年轻作家们，形成的一种“民族禁欲主义”，使他们成长的一代成了孤儿，然而这种孤儿境遇，这种拒绝他们前一代的小说家强加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空白，因此急需补充养分。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说：“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我们这一代的小说家差不多一味向外看，不仅朝西班牙语美洲之外看，而且也越过同一种语言，朝美国、朝撒克逊语言国家、朝法国、朝意大利看，去寻找养分，开放自己，让自己传染各种从外部来的‘不纯粹’的东西；宇宙主义的，时髦的，外国化的，在当时人们单纯眼光中，新小说家采取的是离经叛道的做法。”
　　
　　于是，在那些最大程度代表拉美现实主义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卡夫卡、萨特、福克纳的影子。但是令我们真正感到震撼的是，我们在读拉美文学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在模仿某个人。他们逐渐成熟的文学中，在吸收与继承之间找到了那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略萨曾经如此定义作家：一个为自己驱魔的人。这里面隐含一层意思，只有当你召唤出魔鬼时，你才能对自己进行驱魔：不遗余力地创造一种语言、一种形式，造就一种文学，什么也不说明，也不解释，使文学本身既是质询又是答案，既是调查又是结果，既是狂热的宗教又是冷静的理性。马尔克斯也曾无数次提及福克纳教会了他写作，因为福克纳所描绘的世界和他描述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但是他更加强调，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模仿福克纳，“而是去避免他那种已经左右了我的影响”。
　　
　　其实在拉美众多作家中，我一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一个团体却能互相支撑，不是一个流派却能互相鼓励，不是一个国家却能找到如此众多的共通性。除了略萨和马尔克斯两位老爷子差点闹翻之外，很少有某个作家相互产生抵牾，他们之间的真诚的友谊是拉美文学“爆炸”形成过程不可忽视的部分。就如同我听到的一个段子，诗人北岛获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那一年，他的某位诗人朋友在听到没有获奖的消息后，兴高采烈地四处宣扬：北岛没获奖！文人相轻这个成语的出处不是没有缘由的，我们见惯了作家们明争暗斗的狰狞嘴脸。现在看拉美作家之间的友谊，仿佛看一个神话。
　　
　　而何塞·多诺索的解释则简单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拉丁美洲上有二十一个不同的国家，如果说在同一个国家内文学上的友谊往往难以建立，在国际范围内情况就不同了。也就是说，一旦越过国境，小说变得愈加国际化，作家之间就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在孤独的境遇中寻找自己的同类，寻找他者认同的一种友谊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经常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作品极有见地地大加赞赏。不要小看这种互相的认同和情感，这其实是“文学爆炸”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时期的重要小说大部分都在国外写作完成，小说家们也大都在国外定居或游历。这或许可以称之为另一种形式的“流亡”。流亡的理由有很多，不仅仅是政治的，还有无法言明的、主动形式的流亡，“总而言之，不可否认，流亡、世界主义、国际化，所有这些或多或少有联系的因素，构成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窥探拉美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就不仅仅是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百年孤独》的写法树立了一个标竿，成就了一批中国作家的写作模式。但是如果现在新一代的小说家还要如此写作就显得非常愚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拉美文学时代，一个后马尔克斯时代，一个后《百年孤独》时代，真正应该学习的应该是摆脱马尔克斯的魔咒。就连马尔克斯也曾如此担心自己的小说，文学史上，曾有过无以数计的作品，它们的出现如雷贯耳，然后就变成了明日黄花，无人问津了。他不知道时代会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什么样的裁决，所以只有在写作中不断地求新，不断地叩问时代，揣度世界，变化文风和写法，尽可能拓展自己的极限。
　　
　　后马尔克斯时代，我们的阅读趣味也许更应该偏向于多元化，魔幻现实主义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尽管《百年孤独》的伟大地位无可动摇。比如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和《2666》，甚至马丁内斯的推理小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或者巴西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孤独的赢家》和《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他们的存在代表了拉美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如果你以为拉美作家只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也许马尔克斯、略萨和他们的“文学爆炸”中的盟友的神话般的超然地位无可代替，但是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拉美作家会陷入“影响的焦虑”，他们会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继承与叛逆，模仿与超越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出的声音。
　　
　　何塞·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的总结值得我们铭记：“也许时机已经过去，我们已经不必继续讲‘文学爆炸’了。我们可以停止为登上那辆花车而互相扇耳光，那些依然保持着光彩的明星们在那辆花车上继续旅行。‘文学爆炸’是一场游戏，也许，更确切一点说，是一种细菌培养液，在西班牙语美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滋补了那疲惫不堪的小说形式。然后‘文学爆炸’即将消失……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继续拼命写更多的东西，他们可能一诞生就处在衰败之中，或者相反，当普遍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却造出新事物。”（作者：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