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为例外国家的信念在美国政治中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的准绳。时值中国崛起而美国经济正为恢复而挣扎之际，全力支持美国制定自己的规矩、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了美国大选语言的必要内容。2009年，奥巴马在交了学费之后学到了这一点。当《金融时报》记者问奥巴马是否相信美国例外主义时，奥巴马回答说他对美国例外主义的态度就如同英国人对待英国例外主义、希腊人对待希腊例外主义的态度。他继续说，当然，美国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和民主实践都是“例外”的。但是，话间透露出的意思，即美国没有那么特殊，却给共和党送上了大礼。共和党给出了正常的回应：罗姆尼和金里奇开始为自己对美国独一无二、预先注定的世界领导权的信念擂鼓呐喊。
　　
　　焦虑的美国选民们此时正走在帝国衰退的黑森林之中。例外主义言论不仅仅是政客们为了招徕选民支持的语言游戏。例外主义思维同样影响美国的政策实践。在美国国际司法正义问题的态度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清晰。
　　
　　归根结底，法律是限制权力的。美国如同任何大国一样倾向于在国际法给其对手带来更多束缚时支持该法律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其他大国在对待国际法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现实主义态度。美国的例外之处在于其将标准版本的大国现实主义和过度的理想主义揉成了一团，而后者强调的是美国在创造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救世角色。从罗斯福在联合国成立和纽伦堡审判中扮演领导角色那个时代以来，美国一直鼓吹普世的司法标准以及相应的机制来贯彻这些标准，但与之同时，美国又想尽办法确保美国公民，特别是美国士兵，能够逃脱国际法的制裁。从纽伦堡审判以来，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为暴行犯罪的国际司法管辖投资如此之多，同时，也没有国家如美国这般想尽办法确保自己寻求建立的司法规则对自己不适用。
　　
　　尽管我不确定DavidScheffer是否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是这的确是他在《所有迷失的灵魂》一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奥尔布赖特从1993年到1997年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DavidScheffer是她身边有关战争罪问题的专家。当奥尔布赖特成为国务卿之后，DavidScheffer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担任了美国战争罪问题特别大使。DavidScheffer参与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决定成立的每一个重要国际犯罪审理法庭：卢旺达、南斯拉夫、塞拉利昂、柬埔寨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纽伦堡审判以来，这些独立法庭是国际司法领域最重要的进展。DavidScheffer的这部书是关于这些法庭的穷尽式的内部观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最详细的书。事实的吊诡在于，这些法庭都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才得以成立，但是它们之所以难以完全发挥作用也是因为美国拒绝对其全力支持。
　　
　　《所有迷失的灵魂》一书讲述的是非常个人化的历史，是由一个苦涩的作者写就的愤怒之书。作者总是处于不同种类的“忠诚”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他需要推动美国在国际司法问题上的方案，另一方面，他需要向潜在的盟友们表明美国的方案将不对美国自身适用。DavidScheffer支持这些特别法庭，但是又需向愤怒的国际检察官解释为什么美国不会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有关战争罪嫌疑人的证据。正如他所说：“我花在和华盛顿的行政体系争论的时间几乎和花在与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谈判的时间一样多。”
　　
　　很多观察者当时奇怪他为什么不选择退出。他说辞职的冲动只出现过一次，那时他感觉失去了奥尔布赖特的信心。但是DavidScheffer重获了这份信心，并且一直坚持了下去。他相信尽管已经建立的国际司法机制不完美，但这也好过一走了之。悬在DavidScheffer的自传上面的问题是：他的选择是否正确？
　　
　　在1993年和1994年，美国分别推动了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别法庭的成立，并为之提供了四分之一的资金。紧接着五角大楼拒绝命令美国在波斯尼亚部队逮捕最恶名昭著的战争罪犯卡拉季奇和姆拉季齐。同时，克林顿政府拒绝为继任的国际检察官（理查德.高德史东和路易.阿尔布尔）提供卫星图像、数据拦截和嫌烦访谈资料，而这些是检察官们为案件审理必须准备的材料。美国并不是处理战争罪的检察官们遇到的唯一阻力。联合国的官僚体系，特别是司法局，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路障。用DavidScheffer的话来说，他们“破坏或者是危险地耽误了一个又一个司法命令”。
　　
　　法国支持卢旺达特别法庭，但是拒绝在其建立的南部绿松石行动保护区逮捕任何嫌疑犯。法国同样支持南斯拉夫特别法庭，但仍旧拒绝在法国管辖的波斯尼亚区域内逮捕任何被起诉的战争罪嫌疑犯。DavidScheffer说，在1997年，法国陆军上校HerveGourmillon（或许是在上级命令的指导下）竟然给卡拉季奇放出风声帮助其逃脱了一次专门为了将其逮捕至海牙特别法庭的行动。
　　
　　就国际司法领域而言，每一个大国都在玩双重游戏，但没有一个玩得如同美国这么大。正如Scheffer所发现的，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机构反复拒绝将美国的情报拦截和卫星图像交给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美国的情报机构顽固得“懒洋洋”，而且对于美国的情报和军事机构可能与战争罪有关这种提法表现出了轻蔑的态度。在波斯尼亚，较低等级的美国军官对Scheffer开玩笑说，在美军高级官员下令逮捕任何嫌犯前，被告人的数量得先增多两倍。
　　
　　尽管始终面临着来自作战部队将领的反对和来自五角大楼的阻力，Scheffer还是成功地找到了一些盟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乔治.特内同意中央情报局为南斯拉夫特别法庭提供塞尔维亚人在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后企图隐藏墓穴的卫星图像。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缓慢地滴到了海牙。1995年《代顿和平协定》谈判期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拒绝为战争犯提供赦免，从而挽救了南斯拉夫特别法庭，也揭穿了和平须以正义为代价的谎言。
　　
　　Scheffer2001年离职的时候，五十个人已经被起诉并被引渡到了特别法庭。在卢旺达特别法庭，一位政府首脑被判定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但是最恶名昭著的波斯尼亚战争罪犯仍未被捕，而在Scheffer看来，这背后的原因是终结巴尔干战争的北约部队表现出的让人无法忍受的胆怯和两面派做法。
　　
　　特别法庭逮捕罪犯面对的阻力可以寻溯到最高层。因为Scheffer，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卡拉季奇和姆拉季齐早在1995年就已经被起诉，却直到2008年和2011年才被逮捕归案。Scheffer列下了他认为对之负有责任的高层人士的名单：
　　
　　国防部长威廉.裴利和威廉.科恩，参联会主席约翰.沙里卡什维利和约翰.谢尔顿，陆军上将艾德.申斯基和乔治.焦尔万，海军上将雷顿.沃伦.斯密斯，中情局局长约翰.多伊奇，法国伯纳德将军。这些人同样反对Scheffer让美国参加国际刑事法庭的尝试。1998年夏天，Scheffer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罗马参加了国际刑事法庭成立的会议。这年夏天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吸引了白宫所有的注意力。Scheffer说，这一事件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在前线的人没有一个接到他们那心烦意乱的上级的指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决定克林顿政府在该问题上政策的关键会议与当时受了委屈的希拉里.克林顿撞到了一起。会议是1998年六月在白宫的地图室举行的。可以想象的是，在有关其婚姻的消息在外界满天飞的情况下，希拉里要主持这次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会议势必需要异乎常人的自制力。Scheffer认识到该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希拉里对Scheffer说她明白他在罗马的工作将会十分困难。Scheffer认为这话意味着“她将建议总统支持五角大楼的徒劳立场，而事实上，克林顿后来正是这么做的”。
　　
　　五角大楼的“徒劳立场”是指要求Scheffer确保没有美军士兵会在国际刑事法庭受审。Scheffer徒劳地试图让五角大楼的律师们相信美国已经拥有了它所需的所有保证，因为在“互补性”原则之下，国际刑事法庭只有在国内法庭无权受理的案件上才有司法权。美国借此可以否决任何安理会提及国际刑事法庭的议案。此外，与超过一百个国家签订的《武装部队地位协定》能够确保美军军方人士在国外法庭面临指控时，不会在海外被审判，而是会被引渡回国进行或被处罚或被豁免的最后司法裁决。
　　
　　再次，这被看成是对于美国军方利益的不充分保证。五角大楼坚持称如果美国拒绝签署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该法院将不会对美国人拥有司法权。军方还不满足于仅在政府内部为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权进行游说，国防部还威胁北约盟国，称如果德国等欧洲国家坚持该法院的普遍司法权，美国将会从欧洲撤军。
　　
　　这些笨拙而又傲慢的举动的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它导致Scheffer领导的美国代表团在罗马陷入了彻底的孤立。美国总统们呼吁成立、美国国际法律师以及美国议会决议支持的国际刑事法院最终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成立了。克林顿总统在其执政的最后日子里签署了《罗马规约》，这为后来的布什政府反击埋下了伏笔，最后导致了2002年美国对《罗马规约》的“去签名”。
　　
　　从那时候开始，国际刑事法院开始为迎合各大国辛苦工作。该法院的现任主席，韩国法官宋相现援引2011年安理会将卡扎菲引渡至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审判这一事例称该法院已经重新获得了其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时期丢失的美国支持。在安理会决议刚做出时，即2011年2月，该说法看上去是准确的，但是到了2011年6月，当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提起控告之后，批评的声音开始日渐兴起，因为此举为卡扎菲退位关上了最后一扇门，之后卡扎菲开始顽固地抵抗到最后一刻。
　　
　　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的举动是否有意无意地成为了联合国授权的保护平民行动向全方位的政权更迭行动转变的一部分（尽管直到现在，新政权仍未在利比亚完全建立；根据美联社在2月21日的一份报告，参与推翻卡扎菲政权的上百民兵组织是现在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权者，他们控制着城市、居民区和边界地区，而过渡委员会则还没能控制这些战士、重建被摧毁的机制以及终止大面积爆发的腐败行为）。
　　
　　鉴于俄罗斯和中国反对在安理会通过此前的涉叙提案，现在对在霍姆斯和其他地区制造了大量杀戮的阿萨德提起诉讼还不在视野之内。因此，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国际刑事法院是否真正已经永久获得了其自称在利比亚事件中获得的大国支持？
　　
　　之所以创立国际法庭是为了从复仇怒火、政治妥协和局部的国内司法手中拯救普遍正义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正如国内正义是政治斗争的囚徒一样，国际正义也成为了国际政治纷争的囚徒。的确，从现实的角度讲，国际司法正义相比国内司法可能更有失正义、更政治化的。
　　
　　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想要从这些政治压力中赢得属于自己的独立性，它必须接受民族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转交给它的案件，并通过这些案件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能力且值得信赖的机构。直到如今，国际刑事法院取得的进展还是有限的。2003年它才开始正式关注经济犯罪，如今它的日程表主要是在关注非洲案件，而在两方面它都还未做出任何判决（译者注：不久前，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武装领导人卢班加案件做出了其第一次判决）。
　　
　　虽然这些案件都是由非洲国家自己送交的，且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是冈比亚人，但是非洲仍旧为国际刑事法院将工作重心放在自己身上感到不满，并曾尖锐地拒绝放逐或者隔离苏丹总统巴希尔。巴希尔是国际刑事法院所起诉的最有名的人之一，他如今在各个非洲国家首都仍旧受到欢迎，他也仍旧轰炸和炮击着新成立的南苏丹和边界地区的部族。
　　
　　巴希尔的持续挑衅与蔑视迫使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对国际刑事法院当前主席的某些论调表示怀疑。后者曾说国际司法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用的威慑因素。想要证明一个否命题总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国际刑事法院让世界上声名狼藉的那些统治者停止玩弄手腕。叙利亚和南苏丹就是典型的例子。暴行比无情更罪恶。暴行背后拥有一个逻辑，即用任何方式维持权力，而正义则是太抽象、太遥远，因而阻挡不了这个逻辑。
　　
　　国际司法目前仍旧只对来自战败国家或者是弱小得无力抵抗地区的罪犯谈正义。在世界上的大国允许其公民在海牙受审之前，我们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正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没有一个会愿意将自己国家的国民转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即使其国民受到了反人类罪的指控。如果美国能够选择理想而非现实利益，打破目前的模式，在情况出现时将一人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从而展现对于国际正义的信念，美国就能使自己变得真正例外于他国。
　　
　　考虑到这么多局限性，国际司法建设是否值得这个问题悬在Scheffer的叙述之上。从1993年到2009年，各个国际法庭（南斯拉夫、卢旺达、柬埔寨、塞拉利昂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一起花费了34.3亿美金。这个数字大概是两架隐形轰炸机的价钱。因为这笔钱，131项起诉被记录了下来。但是这些成本和结果无法表明国际法庭的有效性。现在在波斯尼亚或者柬埔寨或者塞拉利昂或者卢旺达没有人再成为统治者暴行的受害者。正义（尽管不完美、片面、昂贵）已经被伸张。在以上这些地方，屠杀的愤怒已经平息。一些和解已经达成，国家实现了稳定，而人民的生活正在继续。这些局面出现的原因之一或许正是正义已经被伸张。如果这是事实，Scheffer可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