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四五岁的幼儿园小孩子，背着干粮和行军水壶，手拿红宝书，排着队，由教师带领着进行野营拉练，来回十多公里，竟都完成了任务。不过，晚上的事情始料未及：孩子们集体尿炕，裤子褥子都湿了。这样匪夷所思极具戏剧性的故事，显然在当下无“条件”实现，其真实发生于上世纪七〇年代初鲤鱼洲“五七”干校里。孩童们身上衍生的事故或说闹剧，仅仅是他们的父母一代所遭遇的时代剧之小小的折射而已。
　　
　　《鲤鱼洲纪事》，事关过往岁月的回忆，零星片段，无意条分缕析，多注重的是感性的回首与追溯。“五七”干校，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各地星罗棋布不下十余个，因杨绛的《干校六记》、臧克家的《忆向阳》，为我们所熟知的有河南信阳罗山“五七”干校（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属文化部），而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名头没这么响，虽然它埋藏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几千名当事师生与家属子女的内心深处多年，但显然尚未获得有分量的书写，声名不彰亦莫足为怪了。《鲤鱼洲纪事》能否补这个缺，不好说，但其意义更在于，如书稿的征集人、主编者陈平原所言，“可要是不做，再过十年，没人记得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了。
　　
　　自然，堪不堪回首也要因人而异，于受害者而言，回首时即使经时光的过滤，也有难言的伤痛，而对于施加者一方，具体是何心态就难以得知了。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认为，还应该有第七记：《运动记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难矣哉，至今也未出现这不该缺失的一记。于是，我们在关于鲤鱼洲的纪事中，只能看到被改造的北大教师，随队的家属子女，以及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历历往事追忆了。
　　
　　心理学家周先庚，语言学家岑麒祥，史学家邓广铭、商鸿逵，法学家芮沐，哲学家张岱年，逻辑学家王宪钧，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均在花甲之年上下，更不要说中青年的教师严家炎、谢冕、乐黛云、袁良骏、周先慎、陆俭明、黄修己等，以及家属子女，计两千余人，统统被打发到鲤鱼洲做“五七战士”，而那里，四无人烟且为血吸虫病重疫区。据说，这是实权人物迟群的精心选择，知识分子只配到这种地方接受改造，就此永久性安营扎寨，若谁还有重回故校做教员的想法，就要大批特批之。
　　
　　在鲤鱼洲，昔日的学者专家、教职员们做什么呢？种水稻、犁地、挖土、拣粪、放牛、挑砖打瓦、养鸡养鹅放鸭、杀猪等，不仅让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正常社会分工逆转了一次，且罔顾人的身体状况与生命安危，强制劳动，批判“活命哲学”，电闪雷鸣时不许躲避，徒然冒无谓的危险。在这种荒谬的管制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有的，为粉饰太平增加了困难，但显然也无改于管制者的态度。
　　
　　对于这段历史，已离开鲤鱼洲四十年的众多当事人该如何回忆，揣想中大约应有参差之态，不过，《鲤鱼洲纪事》中的各篇什却不意中有着大致的趋向性，那就是多数作者口气都比较平静，虽未刻意遮盖苦难，但这苦难似乎在岁月的淘洗后有了泛黄的怀旧感，而且大家不约而同追忆起同事间的友情之弥足珍贵。这其中的缘由颇费揣测，编者陈平原说，“或许当初鲤鱼洲的批斗会本就比较文明，或许被‘从严’或‘从宽’处理的教职员早已离开北大，或许当事人不愿意揭开那逐渐隐退的伤疤……当然，也有可能是缘于我不太高明的‘提醒’。”的确，都有可能，毕竟现实的限制总是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是落笔为文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憾，亦是无可奈何的。
　　
　　在如此的情形下，一些角度殊异的文字就值得我们细心探究了。语言学教授王理嘉回忆，一个夜晚搞紧急集合，大家赶紧起床，背上行李铺盖，在外面绕了一大圈就回来了，解开铺盖，躺进被窝刚要睡着，又响起紧急集合哨，搞得大家疲惫不堪，又赶快起来，穿错衣服的，来不及叠被子的，找不着鞋子的，乱成一团。可等到集合好，只是被管制者训斥一顿就完事了，解散。几十年后同事们回忆这段往事，忍不住气愤地说，“这简直就是拿老九当猴耍，故意作弄你。”自今日看来，我们深切理解北大教师们的心情，但军宣队的心理是如何呢？固然他们接到的总体指示就是改造知识分子，但应该不会具体到事无巨细的措施。恶作剧的紧急集合，雷鸣电闪不允许躲避，大雨滂沱仍旧让卡车外出（以至酿成悲剧），诸多事端，显然都是管制者自出机杼的“发明创造”。这些人在常态环境下也应都是普通人，可此时为何会残忍冷酷到这样的地步？政治对人性的“异化”实是令人触目惊心。钱锺书也说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我从善意一面揣测，这些人或许还是惭愧的吧，不过终究，没有人出来道声惭愧。
　　
　　而真正出来说惭愧的是学者谢冕，他的“记愧”是因为一次“虚假”的写作：《扁担谣》。这首谢冕在干校期间写的诗曾在大会上朗诵，传阅一时，但这种包含了真情的“虚假”令他心生厌恶，一段时期内不愿提及此诗。这一次谢冕拿出一字不改的《扁担谣》公开，表明了一种无所顾忌展露心迹的态度，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复杂性的极好注释”。而陈平原征引出“扁担”意象的来源，对比谢冕、陆颖华、段宝林的文章，得出一个时代的思潮趋向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即便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面对如此强大且无休止的‘宣传攻势’，我们到底有多大的自由思考空间、多强的独立判断能力？”
　　
　　有关鲤鱼洲的纪事，自由的思考、独立的判断自然是最有价值的，即使由于种种限制，完全的达到尚有困难，但心向往之却是我们应该保留的。那是一段已然尘封甚至将被遗忘的历史，如果现在不有所记录，大约真的要失落于岁月的流沙之中了。记录有深有浅，有切肤的反思也有浮泛的素描，但不管如何，均为填补罅隙做了弥足珍贵的努力，为以后的研究与进一步思索立此存照。很难说忘记历史是否意味着背叛，但魅影重来绝非莫须有的虚幻之事，其得失牵纠勾连着每一个人的身与心，我们安可不时时惕然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