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环球时报》一篇署名文章《获西方政治奖者，请跳出它的含义》的笔法值得注意。尽管在这篇文章中，抽象的“西方”仍然是一个怀着阴谋、充满敌意的主体，但获得西方政治奖的中国自由派代表人士茅于轼及自由派知识分子整体的社会价值，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这里也可以看出其“内外有别”的表达策略，至少是为了避免了“为渊驱鱼”的负面效果。也与其力倡国内团结和承认多元化的立场相符。据网络来源的文后的注释，作者单仁平是《环球时报》评论员。因此这篇文章虽为个人署名文章，但风格却可以代表该报社论。
　　
　　这篇文章的笔法很有意思，虽然正面表达了对获奖者茅于轼的尊重，但对于其获得西方政治奖，总有些语含讽刺，不阴不阳的。
　　
　　如：
　　
　　“近年来中国自由派人士在西方获政治类或变相政治类奖项的人在增多，与中国其他名人在国际上获奖频繁大致同步。中国崛起给中国人在世界上创造的机会相当全面，中国国内的著名自由派也以特殊方式从国家发展中获益。”
　　
　　“与中国数学家、钢琴家、名模在世界上获奖相比，中国的自由派们在西方成名，对中国崛起并在政治上“走自己的路”依赖更大。如果中国的地位对这个世界无关紧要，中国自由派的国际地位也将贬值。”
　　
　　仿佛是说这些人是因为“自由”而得益；或者为了获益而“自由”。
　　
　　这篇文章对中国自由派社会价值的尊重主要基于在它对多元化的认可的立场：
　　
　　茅于轼等自由派促进了中国多元化的形成，很难说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强大里没有他们的一份贡献，更难说他们给中国社会平衡制造的难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所有这些思考有意义的前提，是中国当前的强劲发展得以延续，而不是中断。
　　
　　茅于轼先生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历史的宏观面上看，今天中国有这样的人大概是必要的，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
　　
　　“希望在西方获“政治奖”的中国人，能跳出这些奖项针对中国的公开或潜在含义，创造性地摆脱西方颁奖与中国社会对之警惕形成的困局，将自由派对社会进步的正面意义最大化，负面风险最小化，做各国社会转型中最具建设性的自由派精英。”
　　
　　但是，这篇文章对抽象的“西方”，仍然表现了一贯的警惕或敌视。这表现在：
　　
　　“西方给予中国人的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而上文中所谓“这些奖项针对中国的公开或潜在含义”，其中“含义”这个词，几乎可以理解为“敌意”或“不怀好意”。
　　
　　这样使用“西方”这个概念我一直是不赞同的。这个把一切发生在“西方”的事件的不同主体都统统涵盖在一个抽象的统一主体“西方”之下的词语使用，无异于把“西方”人格化了，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任何一个具体事件中的敌对的影子。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是令人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