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托尼·库斯那的电影《林肯》实际上是关于奥巴马的。也许无需多言我们也能看的出来。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政治上的妥协主义者取得胜利的影片。影片想要说明的是：激进的改革需要通过曲折的道路才能达到，需要密室中的交易，以及放弃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意愿。库斯那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他不仅把电影中的林肯比作奥巴马，还主张说：人们从电影中可以提取出一些一般性原则；在回答克里斯·海耶斯关于影片是否推崇中间派而非激进派时，他说，“过于急切将一无所获。”简言之，这部电影几乎掩藏不住这样一个观点：激进派需要站好队、耐心点儿、现实点儿。
　　
　　影片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表达这一观点：首先，电影运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美学来使得妥协性的愤世嫉俗看来像是现实的。形式变为内容：电影展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通过在谷物中掺入沙砾和尘土来表明这幅图景没有被用喷枪喷过、尚未被清洗过或表面打磨过；而这种造作的缺乏斧凿之痕意味着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对巴尔的摩或者毒品交易一无所知的人们会快速且很有把握地称赞像《火线》这样的电视剧的“现实主义”。他们不是在说电视剧的“准确性”，因为那不是大部分观众能够判断的；他们的意思是未被美化的、未被浪漫化的、黑色的。斯皮尔伯格的《林肯》成功使用了同一伎俩：通过给我们展现一个肮脏、狭小、黑暗、冰冷、令人不快和腐败的华盛顿特区来使得影片的“现实主义”显得真实可信。我们的视野是幽闭恐惧的和单调乏味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带感伤或怀旧色彩的政坛。正是如此我们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部号称客观真实的电影，其客观真实性和Instagram照片使用的数字滤光镜一样是人造的（Instagram数字滤光镜给回想起来并没有曝光过度、并非暖色调的过去加上了怀旧的色彩）。然而当我们把“粗糙”视为“现实主义”，另一种“现实主义”悄然而至且强加于我们身上：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在其中，理想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想做成一件事只有妥协和策略性的投降这一途径。反浪漫主义其实是更加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假装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把自己伪装成“赤裸裸的真相”来揭穿浪漫主义幻想的虚假性。《林肯》是反浪漫主义的电影，因为老实说它是一部反革命的电影。在影片中，“变革”需要的是耐心和妥协，而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的斗争。
　　
　　当林肯出于本质上的心地善良而着手废除奴隶制之际，他的第一个反对派竟然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电影小心地不把这位伟大的解放者纳入废奴主义者群体中。换句话说，在准备阶段首先要做的是，用高压手段让有原则的人诸如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詹姆斯·埃斯利听命于林肯。史蒂文斯太过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不能让他有话直说；这个形象不是非常的漫画化,但愿是因为汤米李·琼斯赋予他太多庄重的成分。史蒂文斯是谈起来大家都觉得尴尬的那个叔叔，虽然大家爱他太深而说不出口。他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包袱，他闪闪发光的英雄时刻是当他闭口不谈自己的信念的时候。詹姆斯·埃斯利被刻画成怯懦和虚弱到连提议对那条修正案投票表决都做不到（让大卫·考斯特拜耳饰演这个角色充分说明了他们对该角色的看法）。也就是说：电影里这两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都不能被委以主持像废奴那样的激进的项目的重任。激进的和革命性的变革必须依靠一个妥协的中间派人物。
　　
　　当然，我不是从电影描写的历史事实是否准确的角度来质疑它，因为如果想要历史事实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看这部电影。比如，你也许会去读多丽丝·古德温的《政敌团队》，那样你就会发现：库斯那和斯皮尔伯格讲述的整个故事都包含在该书第686页到第689页，在这本900页关于林肯总统的书中占了总共三页。你也可能去读一本关于重建时期的书，比如埃里克·缶那的长篇大作或者简短一点的书，你会发现：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不是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的高潮，而只能勉强算是序幕。你也可以读《自由：1861年——1867年解放黑奴的历史记录》。正如克里·罗宾所说的，该书展示了：“学生们和学者们对于解放黑奴运动如何发生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该书第一篇文章《奴隶制的灭亡》详细说明了奴隶制在联邦军队的压力之下如何崩溃，以及奴隶们决心把自身的自由提上战争时期的重要议程上来。该文记录了为合众国而战的战争如何转变成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从而把焦点从华盛顿和里士满的权力中心移到了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农场和战地，并且表明了奴隶们如何成功实现了对自身的解放且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强调奴隶和前奴隶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解放这出戏的角色安排，把旧的反派角色换掉，给新的主角加冕。一旦奴隶们在自身的解放事业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林肯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士的重要性并不减弱，但是角色会有所不同。专注于华盛顿之外、正式组成的政治实体之外的事件并非从历史研究中删除了政治。相反，这一做法表明了：社会历史不能是遗漏政治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也都应该是政治的历史。黑奴解放的政治在美国南方的乡村和城镇要比在美国国会大厦和总统府要更容易理解。”
　　
　　凯特·梅社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对页版论及此片也有类似看法：在那些远离战场的烟雾缭绕的密室和厨房里的谈话以外发生的事情才是那场已然发生还将持续数十年的社会变革的驱动力量。
　　
　　简言之，如果你放宽视野，你会发现杜波依斯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过，并且历史学者们日益达成的共识是：当林肯宣布自己是一个废奴主义者的时候，奴隶制已经奄奄一息了。其原因远远不是因为北方赋予了奴隶们法定的自由，而主要是由于奴隶们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夺回了自由；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新的现状，只有军事力量才能改变它。在美国内战结束之际，南方被击败，北方军的选择不是结束或保留奴隶制的问题，而是或者认可奴隶制已经灭亡的事实，或者动用军事力量重新建立奴隶制。
　　
　　一句话：北方白人“给予”奴隶自由的看法是从一个诱人的简单且美好的神话而来，又强化了这一神话。这一神话形成于旧的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编史，仿佛一个套索把大脑的氧气都切断了那样。这个神话认为：黑人奴隶们对自己的处境消极顺从，假如没有外来的力量妨碍他们的不自由状态的话，他们完全会无限期地继续做奴隶下去。只有在这一叙事中，自由才可能是一个东西，能够被给予：因为黑人们本质上消极和惰性，他们需要他人，比如说，一个伟大的解放者，来介入，来拯救他们。
　　
　　杜波依斯在1909年就开始一点点破除这个神话，但是当民权运动之后的学者们开始认真对待杜波依斯和他1935年的《黑人的重建》时，主流编史才开始思考这个神话。我们不是也不能“给予”奴隶们自由，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自由的。要让他们一直作奴隶，需要大量的暴力和政治活动才行。当压迫他们的力量随着南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溃败而被移除之后，他们开始像他们本来就是的人那样行动、组织、迁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正如奴隶制一直依赖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样，要重新建立奴隶制也需要大量的暴力。在北方没有人对于重建奴隶制的合作工程有兴趣。简单地说，在美国内战结束之际，北方有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靠武力重建奴隶制，要么接受新现实。他们选择了后者。
　　
　　但是如果你读这些书的话，你会得到某种视角是这部电影故意忽略的。斯皮尔伯格和库斯那竭尽全力把那个时期的其它事件（包括林肯有反应的其它事件）挤出镜头，他们对于不重要的事物的精确性有一种小心翼翼到近乎可笑的兴趣。正如凯特·梅社指出的，“内战中，美国首都被从南方来的大量逃亡奴隶的迁入改变了。但是从这部电影中你啥也看不出来。”并且，林肯自己的佣人是社区的领导和组织者，这一点林肯完全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影片不表现这些内容的作法意味深长。影片的绝大多数场景都是在狭窄的、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展开，即便是外景镜头，通常是在移动的马车里的谈话，让我们看不到华盛顿街头和社区的情况，至于南方的情况表现的就更少了。也就是说，他们让观众看到透视的错觉，但是不让观众看到实物。他们给你们看非常精细刻画出来的大象的尾巴，然后，以此为基础，宣布这头大象是一尾蛇。
　　
　　在大视野看来，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影片中关于修正案能否通过的勉强的悬念来自于人造的错觉：以为这一条国会提案比实际上还要重要。正如埃里克·缶那在被问及影片时评论的那样，假如该提案没有通过的话，林肯已经保证要在三月召集国会特别会议；“那样的话，占有三分之二多数的共和党立刻就可以批准该提案……而不是像电影描写的那样会是一个巨大的危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小视野不是大视野的缩略，如果把它看作如此，如果我们像影片中那样把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视为19世纪民主的转折点的话，我们会错误地把大视野屈从于小视野。缶那说，
　　
　　“解放奴隶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进程，不是一个人（不论此人如何伟大）能够做到的……第十三修正案不是林肯而是废奴运动最早提出的。只是在1864年中的时候，林肯才改变主意，表示支持该提案……这不是说电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只是说它表现的不充分。影片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批准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行为终结了奴隶制。其实那时候奴隶制已经日薄西山了。”
　　
　　影片中，这一大视野的角度被小心地略去，代之以对政治细节、幽闭恐惧式美感，以及庸常的对林肯圣徒传式的沉迷。想象一下，如果使用缶那的《火的考验：林肯和美国奴隶制》作为主要脚本制作出来的电影会是多么不同。虽然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那样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能假装认为：不存在那样的选择。坦白的说，电影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想要提倡温和、反对激进。他们之所以选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看来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个以历史为背景的故事要支持他们的立场只有在有选择地忽略故事的大部分背景才行，于是他们就这么干了。在国会通过一项提案的行为，只有在我们无视大视野的情况下，才会变成广大范围内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代表暨“做了实事”。
　　
　　归根到底，让激进派站好队在政治领域是很重要，因为这会让中间派如林肯或奥巴马得以借助共识来运作。因此我们看到林肯很务实地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妥协（让他们去和南部联邦谈判），忽视左派且让他们靠边站（因为他们除了跟随他之外别无选择）。但是那一共识是建立在对现状的尊重之上的。如果真正的政治变革是一伙蓄须的白人老头在烟雾缭绕的的密室里做交易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惊讶于与此同时在阳台上有黑人男女在默默观望。正如在《杀死一只反舌鸟》中，他们会为聚光灯下的英雄——一个随和的白人律师鼓掌，但是他们不会有自己的选票，也不会有自己的声音。黑人的“声音”在被用来装点政治正确性的门面时才会出现，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黑人政治运动整个类别排除在外。于是我们对于自己求索的问题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只有在政坛才会发生，既然只有能投票的人（白人）才能够影响政坛，那么认为黑人对于奴隶制的政治和奴隶的解放没有影响（除了他们鼓舞那些重要人物这一点）的想法看来挺合理的。
　　
　　但是问题是：我说明这一点就动用了影片小心翼翼排除在外的所有资料来源、描述和故事。举个例子，假如你读过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然后看了这部电影，然后你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去读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你赢得争论的机会不多；除非有人读过杜波依斯的《黑人的重建》（或者该书的某种版本），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下面谈点电影表现了什么，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它没有表现的东西。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表明了影片对有原则的激进主义之重要性的蔑视和贬低。汤米李·琼斯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激进分子，他想要军事占领南方，想要在刺刀尖上解放黑奴，想要把富有的南方人剥削奴隶获得的财富拿出来让自由的黑奴建立自己的农场。他想要给他们每人四十英亩地（约合16万平方米）和一匹骡子。简言之，如果林肯是奥巴马，那么史蒂文斯有点像茶党理想中的奥巴马：一个决心报复和鼓吹激烈的财富重新分配的社会主义者。
　　
　　当右翼人士宣称：奥巴马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时，左翼人士往往叹息，郁闷地叫声：“但愿如此！”这部影片的态度是：很清醒地点头说：“当然，把奴隶主的财富重新分配给他们的奴隶听上去是个不错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现实点；真这么做的话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影片需要驯服史蒂文斯，为什么只有在急切的史蒂文斯被劝服闭上嘴站好队、停止要求黑人的投票权而满足于“给予”他们的自由之时才能“做成”事情。在厨房里有过一出戏剧性的会议，林肯与史蒂文斯争论并获胜；他指出如果史蒂文斯为所欲为的话，一切成果都将付之东流。史蒂文斯的缺乏耐心将会使得战争的努力白费，基于此，史蒂文斯被林肯争取过来，加入了林肯小心地寻求共识的旅程。
　　
　　但是林肯死后，推动进步的政治活动的将是激进派和被解放的奴隶们。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解放黑奴第一次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激进重建时期（大约在1867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议会中像史蒂文斯这样的激进派实际上掌控重建，且做了许多实事；这些实事在影片中被涂抹上史蒂文斯的、狂野和急切的、激进主义的色彩。但是当军政府的首长们（以及在南方的合众国支持者们）帮助魔鬼第一次逃出魔瓶之后，黑人的那些组织和他们切实的政治行动是魔鬼在示威：它绝不会毫不抵抗就回到魔瓶中去；事实上，它没有回去。经过几十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种族主义暴力、以及一次流行的白人对激进重建的强烈反对之后，黑人们才被打回原形。
　　
　　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关于南北战争与重建时期的新的看法开始形成，且逐渐成为主流：林肯成为伟大的调停人；他的死成为巨大的悲剧，因为他死后让像史蒂文斯那样复仇心重的激进分子掌权。这就是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描写南北战争后果的角度，比如，
　　
　　“虽然是一个南方人，格里菲斯（和狄克森一样）敬佩林肯的大度。他相信：如果林肯没有被暗杀，总体而言重建（特别是1867年后激进的重建）不会发生。《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随着战争的结束，格里菲斯描述了林肯和奥斯丁·斯通曼（激进派的领袖）之间的一场争执。斯通曼抗议林肯对南方宽厚的政策，坚持认为：“他们的首领必须被绞死，南方各州必须被视为被征服的省份。”（这个“被征服的省份”的说法在影片《林肯》里被史蒂文斯用过；虚构的斯通曼形象正是基于议会激进派领袖史蒂文斯。）然而林肯没有辜负他在1865年3月4日第二次就职典礼的精神（“恶意指向无人；宽厚对待人人”），他告诉斯通曼他将把那些脱离合众国的州看作“仿佛它们从来没有脱离过”。在总统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的鼓励下，南方开始了自身的重建（镜头529至镜头535），但是这一过程被林肯之死打断了。”
　　
　　斯皮尔伯格的《林肯》和《一个国家的诞生》中林肯的形象惊人的一致，这个事实听起来和实际上一样的怪异。正如埃里克·缶那看出来的，重建是一项“未完成的革命”恰恰是因为像史蒂文斯这样的人长期而言壮志难酬，因为一场革命最终变成了北方白人与南方白人之间的和解，而非裔美国人的自由事业被扔到了一边。
　　
　　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问中，库斯那暗示：报复心重的激进分子如史蒂文斯对此结果付有一定责任：
　　
　　“毫无疑问，不能宽恕南方、不能以真正体面的和仁爱的方式与南方和解是造成那种愤怒、造成疏远和怨恨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而那愤怒、疏远与怨恨又把我们带到那个加引号的‘崇高的事业’、三K党的兴起以及南方自我保护社会的形成。在南方被击败后，对他们的虐待是一个大灾难，是导致无法想象的、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人类受难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视角，我想就是克里·罗宾1985年回忆起上学时丹宁历史学派被当作反面教材来说明的不应该采用的治史方法：“一种把过去想得如此黑暗以致于没有人能够再相信的思路。”
　　
　　像史蒂文斯那样的激进分子认为：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对黑人参政权的支持，没有重新分配财富的措施来帮助黑人实现经济上的保障的话，鲜有被解放的黑奴能够成功穿过那扇门。我想，激进重建运动的结束、漫长的吉姆·克罗时期，以及黑人民权运动或多或少证明了他的正确性。正如杜波依斯在1901年时论述的，重新接纳南部各州进入联邦但是对黑人投票权没有实施保护的做法实质上是抛弃了黑人，让他们自生自灭：
　　
　　“（1866年）南方没有一个立法机关做好了迎接一个黑人（在不论何种情况下）参与投票的准备。所有南方的立法机关都认为：自由的黑人劳动力只有在一整套剥夺他们全部自由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南方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白人不是坦率地认为解放黑奴是一项罪行、不是把让该政策执行不下去视为己任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授予黑人投票权是必要的，是一个负疚的国家对于一个被不公平对待的种族至少应该做的，并且也是唯一能够迫使南方接受战争结果的方法。因此黑人投票权结束了一场内战，开启了种族世仇。”
　　
　　这就是为什么重建是“未完成的革命”，为什么对于许多代黑人来说，当年许诺给他们的自由没能兑现。非裔美国人得到了按劳取酬的权利，但是即便是他们不被谋杀的权利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也成了一纸空文：缺乏经济独立、在政治上不受保护，美国黑人对于他们的工作环境没有任何控制，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在其中没有发言权。正如杜波依斯继续指出的（他在1901年的现在时态）：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经历了妥协、战争和斗争，黑人依然没有自由。在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边远地区，绵延数英里，黑人们不能离开自己出生的种植园。几乎整个南方农村地区，黑人农民被视为雇工，不论是法律上还是传统上都受到经济奴隶制的约束；只有在死亡或者入狱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摆脱奴隶制的枷锁。在法庭面前，从法律上和惯例上来说，他们站在与（与白人）不同的和奇怪的基石上。不得不缴税但却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就是他们政治生活的常态。而这一切的结果是，在本质上应该是：不法和犯罪。那就是被解放黑奴事务局的大宗遗产，它做不到因而没去做的工作。”
　　
　　这就是搞妥协的中间派战胜激进的革命派获得的胜利。林肯没来得及让我们看看他会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继任者（被史蒂文斯弹劾过的）安德鲁·约翰逊的作为得到这个判断。就如埃里克·缶那论证的，重建的失败不仅仅对被解放的黑奴来说是个灾难：通过剥夺一大批南方劳动者的公民权，这一针对重建的反弹帮助制造了一个反动的政治次序，一直延续至今：
　　
　　“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这个国家一大部分的劳动人口使得美国政治的重心偏移向右，使得未来几代改革派的任务更为复杂。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南方一直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地区，处在一群反动精英的统治之下，他们使用当年帮助打败重建努力的暴力和欺诈手段来扼杀内部的异议。作为重建失败的一个长期恶果：团结的南方帮助决定了美国政坛的格局，减弱了美国在激进问题上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在许多领域进步的立法的前景。”
　　
　　显然，《林肯》不是一部关于美国重建时期的电影，而是关于一群蓄胡子、戴假发的旧时代白人如何英勇地协作而拯救了对他们心存感激的黑人的电影。重要的是：这不是一部关于那个重新统一美国的漫长过程的电影，也不是一部关于黑人自由的电影。
　　
　　如果斯皮尔伯格真要拍关于重建时期的电影的话，怕是找不到太多英雄，尤其是找不到几个搞妥协的中间派英雄。史蒂文斯在策划了对安德鲁·约翰逊的弹劾（主要因为他反对激进的重建）之后不久死去。关于黑人自由的故事在林肯死后就变得相当糟糕，且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林肯》根本就不是关于黑人自由的电影。似乎，这部电影的一个早先的版本是围绕林肯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关系展开的。我非常遗憾：斯皮尔伯格偏要选择制作一部电影，其所表彰的恰恰是毁灭和延误林肯开创的事业的那种政治妥协。但是我猜：感谢白人救星比想起那些被他们遗弃的人来说，要来得容易、也来得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