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家”的崛起
2013-5-15 10:35:29 来源：foreignaffairs.com 我要评论（）
大多数观察家对中国严峻的经济改革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启示：当各种情况在恰当的时候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改革是有可能的。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正是有些情况最后促使了经济改革的发生，而这些情况大部分至今还存在。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悲观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三个重要论断。第一组，称之为“经济愤世嫉俗者”。这些人认为改革的压力实在是太高了。因为正当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就已经恶化了，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的问题。由于先进工业国的需求减缓，中国政府试图使用传统的方法——促进出口商品——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显得异常艰难。
此外，这些悲观主义者称，即使中国的新领导人想要大胆地进行改革，新一届领导队伍有能力使新改革方案达成一致，也难以克服异常严峻的经济问题。举例来说，据中国国家审计署报告，县、区、省、市政府负债约11万亿元（合1.8万亿美元）。这个问题会促使另一轮坏账的爆发，迫使银行领域和金融领域率先进行改革。
第二组，称之为“社会灾难预言者”。他们认为不良的政策和不当的管理正在加速空前的社会动荡——据估计每年发生了10万多起抗议。这一组的人坚持认为，由于维持政治稳定是北京的首要重任，政府将避免进行改革，以免引起短期的经济混乱和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
根据这组人所言，中国的领导人正处于困境中：如果他们改革得太多，他们就要冒着迎来更多抗议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改革得太少，就要冒着无法解决社会动荡潜在原因的风险。常常引用的两个例子是环境恶化和地方官员征收土地，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但是当地政府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并没有清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费用。除非北京让省市级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权——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改革——改变政治激励措施，不再奖励发展至上，地方政府将会继续获取并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以提供收入。所以，不管在哪一种情形下，这个组坚持认为，政治谨慎将会限制新领导人改革的选择。
最后一组，称之为“政治怀疑者”。他们怀疑新领导团队克服强大特权阶级的决心。特权阶级会反对改革，尤其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在这个论断中，这些强大的公司玩家会阻碍领导人试图增加家庭收入的好心，让国有公司支付更多的股息以对社会福利项目进行重新分配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没有一个阵营是完全错误的。每个阵营都描述了中国新领导人现在面对的诸多挑战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是他们的悲观情绪忽略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启示——这个教训无疑与新政策团队中某些成员产生了共鸣：当各种情况在恰当的时候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改革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中国过去已经爆发过重要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任总理期间。这个时代证明了大胆的改革是可行的，只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国内政治可信性危机四伏，易受到国外经济或金融危机的攻击，以及领导人足够明智能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如今，北京确实面临巨大的障碍，反对改革的武装力量也数不胜数，且顽固不息。但是这三个条件一旦在中国再次呈现，可能又将推进真实且长久的经济改革的发展。
可信性危机
就第一个条件——国内政治合法性危机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动荡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一系列政治挑战，北京试图从这些挑战中恢复过来，在90年代早期，北京就面临群众支持最艰难的一项考验。在那个时候，北京受到了政治危机和收入危机的双重困境。各省市提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导致挖空了中央政府的金库。
整个80年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主要依赖于集中规划转向更依赖于市场力量，包括价格自由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一波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猖獗的社会不满，最后以1989年发生的抗议而告终。
政治混乱之后，改革暂且搁置一边，直到1992年，北京努力恢复经济势头，赢回大众支持，改革便又复活了。直到90年代后期，能干的朱总理已经开始重建中国疲软又难以控制的国营部门，改革银行系统，尽管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府员工失去了工作，造成了失稳效应。
这个阶段颇具启发性。因为当今中国领导人——面临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混乱、大众不满的压力——想再次试图与中国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新的团队，不仅仅是新的主席——习近平，已经公开承认风险很高。随着社会经济失调日趋严峻，食品安全难以预测，贪污腐败一贯存在，而中产阶级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考验。由于仅仅看到经济增长不再足以保证政府的工作，领导人有充足的的理由指望通过改革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分歧和环境恶化的一种方式。
外部的经济冲击
驱使90年代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受到了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点揭露出中国经济对于这种冲击的脆弱性。朱镕基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这个危急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带领中国向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长期目标进行努力。他们成功地推动了可信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企业准备好了接受全球的竞争，也向外资流入打开了一扇门。仅仅一个外部危机使得国内经济改革者推进了严峻的经济与制度改革。
那次历练的经历和今天尤其类似，因为中国还在处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尽管中国比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大国在危机中都显得更强、解脱得更早，在两个方面仍然很容易受到攻击：中国不能再依靠出口商品；中国缺少灵活的货币和金融工具，能够帮助对抗通货膨胀，预先阻住另一个金融危机的冲击。
北京已经很大程度上安然度过了近期的金融风暴，多半是由于向经济中注入了巨额资金——大约6000亿美元用作政策激励，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银行借贷，两者都有助于延缓经济增长的全面滞缓。但是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将会在几年之后消失。政府也不能仅仅一直依赖于刺激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也只会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自从2007年中国达到13%的GDP增长顶峰后五年内，增长率急剧下降，领导人现在将更为平衡的7.5%的增产率定为目标。
意志坚定的领导人
如果没有几个牛鼻子领导，恐怕90年代中国的诸多改革就不会发生了。这些牛鼻子领导不仅正确地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弱点，而且针对政治意愿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朱镕基严责当地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他的对抗性的风格在北京也受到他的许多同事的支持。很明显，在风格与语调方面，习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与他们的前任不同。远不止如此，他们的计划和讲话至少表明他们已经精确地诊断出了目前阻碍中国经济的弊端。而且，他们至少在文件中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解决方案。三月，李克强在他任总理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重复了将近22次”改革“这个词。
此外，为什么上一代中国领导人似乎忽略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这是件值得考虑的重要事情。除了认识到之外，用前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不持续”，如果之前的领导人知道中国在这些直接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那他们可以更容易休息一下了。实际上，经济增长在20世纪初如此杰出，以至于在前任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团队认为可能在前十几年改革股息的基础上，不需要做任何努力，也能照样一帆风顺。
但是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在投资与急剧增长的出口商品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来，没有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容易受到全球需求量的影响，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实在是太缓慢了，这个反映出了新的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投资密集型和出口带动增长模式的成本现在极其明显和惊人，使得这些成本也就无法再被忽略而掩盖真相。例如，近期中国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至少在2300亿美元，在2010年占了中国GDP的3.5%。
所以毋庸置疑，习主席和李总理都明白，甚至也承认，改革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要。然而改革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终依赖于新的团队能否展示出征服90年代时候的雄心壮志的勇气和时机感。
权利下放，中国模式
真正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标志呢？接下来的一年半一些指标很重要，会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北京将在多大程度上将财政和预算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从而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措施将包括放权给地方政府审批基础设施项目，减少行政的繁文缛节，禁止地方政府胡乱征收管理费用。
一些非集权化的形式也同样可能会在财政方面发生。许多省市已经发现他们的财政金库自1994年之后的几年内逐渐萎缩，当时一次重大的税收大检查将收入重新传入了北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现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填补他们的预算。而当这些转让还是不足时，其实通常都会不足，地方政府就转向出售土地给开发商，通过不透明的出借途径，依靠债务融资，确保他们所需要的收入。由于中国缺乏发达的政府债市，或地方缺乏有力的税收基础，就容易明白混乱的地方财政是怎样引起全国房地产过热的——地方财政混乱驱驶出售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改革为能源定价做好准备。中国经济繁荣的时候，北京在人为地压制能源价格，因为能源是中国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的关健动力。所以北京一直担心螺旋式通胀，政府经常介入确保电价和煤价在其他能源资源中保持稳定。但是实际上能源是廉价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几乎没有用激励措施来提高效率。反而，各大企业向能源张开了血盆大口，成为了环境的杀手。提高能源价格反映出能源的真实价格会促使中国企业提高效率，开发更清洁的产品。
第三个方面是要看中国的社会福利系统，尤其是卫生保健和退休金。从2009年改革开始，中国破裂的卫生保健体系已经逐渐完善起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同样地，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未备基金委托管理，支离破碎又严重不足的退休金体系也需要超越现有的状态。如果北京要解决一个社会老龄化，让人们减少预防性储蓄以促进消费，这两项改革都是必要的。
北京梦
单独来看，每项改革都不会很激进。然而它们的累积效应会非常庞大。不管怎样，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改革的期望值应该与中国当前经济相调和——当前经济是一个涉及8.3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可比15年前复杂得多，成熟得多。从这个层次上来看，当今改革所带来的收获比起90年代时候的改革很可能更有局限性，当时国家刚刚起步，基数不大。
但这正是新的领导人会遇到的问题——有一系列广泛的改革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在这里提到的选择。理论从来不是中国改革的阻力——一大帮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想法。主要的障碍还是政治性的。上世纪90年代的启示是，利用国内外的挑战，结合大胆的领导者，引发重要改革。
这些条件又一次在今天出现了。近期的言论表明长期的改革议程很可能已经在进行中，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揭开。（资产市场改革被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一项，如扩大公司和政府债券的使用，进一步解放国外机构投资人的限制。）如果中国领导人确实选择了第三次全体会议来宣布新的改革，那会是因为改革与政治象征意义颇为相关：在1978年，也是在一个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市场改革的开拓者邓小平在期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的路线上赢得了一致的同意。
中国的一切经济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毫无阻力。顾名思义，改革是重新安排游戏场地以获得更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如果新的领导班子很严肃地对待中国经济的复兴和实现广泛宣传的“中国梦”，那就必须趟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北京应该留意新总理李克强的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悲观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三个重要论断。第一组，称之为“经济愤世嫉俗者”。这些人认为改革的压力实在是太高了。因为正当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时候，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就已经恶化了，其中包括房地产泡沫的问题。由于先进工业国的需求减缓，中国政府试图使用传统的方法——促进出口商品——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显得异常艰难。
此外，这些悲观主义者称，即使中国的新领导人想要大胆地进行改革，新一届领导队伍有能力使新改革方案达成一致，也难以克服异常严峻的经济问题。举例来说，据中国国家审计署报告，县、区、省、市政府负债约11万亿元（合1.8万亿美元）。这个问题会促使另一轮坏账的爆发，迫使银行领域和金融领域率先进行改革。
第二组，称之为“社会灾难预言者”。他们认为不良的政策和不当的管理正在加速空前的社会动荡——据估计每年发生了10万多起抗议。这一组的人坚持认为，由于维持政治稳定是北京的首要重任，政府将避免进行改革，以免引起短期的经济混乱和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满。
根据这组人所言，中国的领导人正处于困境中：如果他们改革得太多，他们就要冒着迎来更多抗议的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改革得太少，就要冒着无法解决社会动荡潜在原因的风险。常常引用的两个例子是环境恶化和地方官员征收土地，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但是当地政府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并没有清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费用。除非北京让省市级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权——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改革——改变政治激励措施，不再奖励发展至上，地方政府将会继续获取并出售土地给开发商，以提供收入。所以，不管在哪一种情形下，这个组坚持认为，政治谨慎将会限制新领导人改革的选择。
最后一组，称之为“政治怀疑者”。他们怀疑新领导团队克服强大特权阶级的决心。特权阶级会反对改革，尤其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中。在这个论断中，这些强大的公司玩家会阻碍领导人试图增加家庭收入的好心，让国有公司支付更多的股息以对社会福利项目进行重新分配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没有一个阵营是完全错误的。每个阵营都描述了中国新领导人现在面对的诸多挑战中的某一个方面。但是他们的悲观情绪忽略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启示——这个教训无疑与新政策团队中某些成员产生了共鸣：当各种情况在恰当的时候正确地组合在一起，改革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中国过去已经爆发过重要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任总理期间。这个时代证明了大胆的改革是可行的，只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国内政治可信性危机四伏，易受到国外经济或金融危机的攻击，以及领导人足够明智能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
如今，北京确实面临巨大的障碍，反对改革的武装力量也数不胜数，且顽固不息。但是这三个条件一旦在中国再次呈现，可能又将推进真实且长久的经济改革的发展。
可信性危机
就第一个条件——国内政治合法性危机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动荡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受到一系列政治挑战，北京试图从这些挑战中恢复过来，在90年代早期，北京就面临群众支持最艰难的一项考验。在那个时候，北京受到了政治危机和收入危机的双重困境。各省市提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减少了，导致挖空了中央政府的金库。
整个80年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主要依赖于集中规划转向更依赖于市场力量，包括价格自由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一波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猖獗的社会不满，最后以1989年发生的抗议而告终。
政治混乱之后，改革暂且搁置一边，直到1992年，北京努力恢复经济势头，赢回大众支持，改革便又复活了。直到90年代后期，能干的朱总理已经开始重建中国疲软又难以控制的国营部门，改革银行系统，尽管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府员工失去了工作，造成了失稳效应。
这个阶段颇具启发性。因为当今中国领导人——面临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混乱、大众不满的压力——想再次试图与中国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的桥梁。新的团队，不仅仅是新的主席——习近平，已经公开承认风险很高。随着社会经济失调日趋严峻，食品安全难以预测，贪污腐败一贯存在，而中产阶级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中国政府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考验。由于仅仅看到经济增长不再足以保证政府的工作，领导人有充足的的理由指望通过改革作为一种解决社会分歧和环境恶化的一种方式。
外部的经济冲击
驱使90年代中国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受到了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点揭露出中国经济对于这种冲击的脆弱性。朱镕基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这个危急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带领中国向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长期目标进行努力。他们成功地推动了可信的改革，不仅是中国企业准备好了接受全球的竞争，也向外资流入打开了一扇门。仅仅一个外部危机使得国内经济改革者推进了严峻的经济与制度改革。
那次历练的经历和今天尤其类似，因为中国还在处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尽管中国比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大国在危机中都显得更强、解脱得更早，在两个方面仍然很容易受到攻击：中国不能再依靠出口商品；中国缺少灵活的货币和金融工具，能够帮助对抗通货膨胀，预先阻住另一个金融危机的冲击。
北京已经很大程度上安然度过了近期的金融风暴，多半是由于向经济中注入了巨额资金——大约6000亿美元用作政策激励，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银行借贷，两者都有助于延缓经济增长的全面滞缓。但是这些工具的有效性将会在几年之后消失。政府也不能仅仅一直依赖于刺激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也只会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的不平衡。自从2007年中国达到13%的GDP增长顶峰后五年内，增长率急剧下降，领导人现在将更为平衡的7.5%的增产率定为目标。
意志坚定的领导人
如果没有几个牛鼻子领导，恐怕90年代中国的诸多改革就不会发生了。这些牛鼻子领导不仅正确地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弱点，而且针对政治意愿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朱镕基严责当地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他的对抗性的风格在北京也受到他的许多同事的支持。很明显，在风格与语调方面，习主席与李克强总理与他们的前任不同。远不止如此，他们的计划和讲话至少表明他们已经精确地诊断出了目前阻碍中国经济的弊端。而且，他们至少在文件中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解决方案。三月，李克强在他任总理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重复了将近22次”改革“这个词。
此外，为什么上一代中国领导人似乎忽略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这是件值得考虑的重要事情。除了认识到之外，用前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不持续”，如果之前的领导人知道中国在这些直接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法，那他们可以更容易休息一下了。实际上，经济增长在20世纪初如此杰出，以至于在前任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团队认为可能在前十几年改革股息的基础上，不需要做任何努力，也能照样一帆风顺。
但是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虽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在投资与急剧增长的出口商品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来，没有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容易受到全球需求量的影响，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实在是太缓慢了，这个反映出了新的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投资密集型和出口带动增长模式的成本现在极其明显和惊人，使得这些成本也就无法再被忽略而掩盖真相。例如，近期中国增长带来的环境成本至少在2300亿美元，在2010年占了中国GDP的3.5%。
所以毋庸置疑，习主席和李总理都明白，甚至也承认，改革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要。然而改革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终依赖于新的团队能否展示出征服90年代时候的雄心壮志的勇气和时机感。
权利下放，中国模式
真正的经济改革有什么标志呢？接下来的一年半一些指标很重要，会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北京将在多大程度上将财政和预算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从而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措施将包括放权给地方政府审批基础设施项目，减少行政的繁文缛节，禁止地方政府胡乱征收管理费用。
一些非集权化的形式也同样可能会在财政方面发生。许多省市已经发现他们的财政金库自1994年之后的几年内逐渐萎缩，当时一次重大的税收大检查将收入重新传入了北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现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填补他们的预算。而当这些转让还是不足时，其实通常都会不足，地方政府就转向出售土地给开发商，通过不透明的出借途径，依靠债务融资，确保他们所需要的收入。由于中国缺乏发达的政府债市，或地方缺乏有力的税收基础，就容易明白混乱的地方财政是怎样引起全国房地产过热的——地方财政混乱驱驶出售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
另一个改革为能源定价做好准备。中国经济繁荣的时候，北京在人为地压制能源价格，因为能源是中国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的关健动力。所以北京一直担心螺旋式通胀，政府经常介入确保电价和煤价在其他能源资源中保持稳定。但是实际上能源是廉价的一种方式，中国政府几乎没有用激励措施来提高效率。反而，各大企业向能源张开了血盆大口，成为了环境的杀手。提高能源价格反映出能源的真实价格会促使中国企业提高效率，开发更清洁的产品。
第三个方面是要看中国的社会福利系统，尤其是卫生保健和退休金。从2009年改革开始，中国破裂的卫生保健体系已经逐渐完善起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同样地，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未备基金委托管理，支离破碎又严重不足的退休金体系也需要超越现有的状态。如果北京要解决一个社会老龄化，让人们减少预防性储蓄以促进消费，这两项改革都是必要的。
北京梦
单独来看，每项改革都不会很激进。然而它们的累积效应会非常庞大。不管怎样，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改革的期望值应该与中国当前经济相调和——当前经济是一个涉及8.3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可比15年前复杂得多，成熟得多。从这个层次上来看，当今改革所带来的收获比起90年代时候的改革很可能更有局限性，当时国家刚刚起步，基数不大。
但这正是新的领导人会遇到的问题——有一系列广泛的改革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在这里提到的选择。理论从来不是中国改革的阻力——一大帮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想法。主要的障碍还是政治性的。上世纪90年代的启示是，利用国内外的挑战，结合大胆的领导者，引发重要改革。
这些条件又一次在今天出现了。近期的言论表明长期的改革议程很可能已经在进行中，可能在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揭开。（资产市场改革被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一项，如扩大公司和政府债券的使用，进一步解放国外机构投资人的限制。）如果中国领导人确实选择了第三次全体会议来宣布新的改革，那会是因为改革与政治象征意义颇为相关：在1978年，也是在一个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国市场改革的开拓者邓小平在期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的路线上赢得了一致的同意。
中国的一切经济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毫无阻力。顾名思义，改革是重新安排游戏场地以获得更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如果新的领导班子很严肃地对待中国经济的复兴和实现广泛宣传的“中国梦”，那就必须趟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北京应该留意新总理李克强的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