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种传染：SARS的教训
2013-4-23 10:41:11 来源：南方周末 我要评论（）
或为巧合，SARS（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肆虐十周年前夕，2012年10月，两本有关传染病并谈及SARS的书在美国同时出版。一本叫做《跨种传染：动物感染和下一次人际大传播》（Spillover：Animal Infections and the Next Human Pandemic）；另一本标题为《传染病：贸易如何扩散疾病》（Contagion：How Commerce Has Spread Disease）。单看封面，这似乎是两本“恐慌派”著作。不过，标题或许是出版社撰了为吸引眼球多卖书的。两位作者的论述，其实相当客观也相当全面。
《传染病》的作者为牛津大学医学史教授马克·哈里森。他在书中讨论了贸易如何将疾病从地球的一处传到另一处，比如由哥伦布开启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贸易，将旧大陆的麻疹、天花和伤寒等带到新大陆，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同时，新大陆的梅毒也反向传到旧大陆，后来又由欧洲商人带到中国和日本。但哈里森也讨论了事情的另一面：在没有防疫针和抗菌素的时代，各国对抗传染的唯一有效手段——隔离，如何被政府用作阻挡外国商品进口的壁垒。英文单词“隔离”quarantine，原意为意大利语“四十”，就来自意大利城市拉古萨（现在的克罗地亚港口杜布罗夫涅克）在1397年通过的一条法规。该法规授权当局可将外来船只最多隔离四十天，其间人货不准上岸，以防鼠疫进口。当然，如果船上装的是食物，四十天之后就只能扔海里了。哈里森甚至认为，SARS期间的隔离措施过于严厉，东南亚旅游业遭受了过度损失。
英美大学现在要讲“政治正确”，哈里森教授对宗教的影响浅浅略过。其实，欧洲人的隔离依据来自《圣经》。《旧约·利未纪》中，上帝谕示以色列人：如果皮肤长了可疑红瘢，祭司可以关他七天，以防麻风病传染。在天主教，《利未纪》中这部分被称作“净生法”（Law Regarding Legal Purity）。
另外，哈里森是医学史教授，他没有提到隔离可能带来的其他损失。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染上了肺病，医生要他避开英国的冬天，去暖和的意大利养病。但在意大利港口那不勒斯，因误传英国有霍乱，济慈搭乘的船被隔离了十天。济慈上岸后写信给友人，说这十天隔离是他最受病痛折磨的日子。不久，济慈在罗马去世，年仅25岁，正当其诗才喷薄的高峰。这是英语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无可弥补之损失。
另一本书《跨种传染》，作者戴维·夸蒙是位关注疾病传播的美国作家。这本书他写了12年，资料很丰富。夸蒙本是耶鲁大学英语系高材生，但他写了小说却找不到出版商。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自己是非女性之男人；又是非少数族裔之白人；而且出身非穷人之中产阶级，童年没有阴影；而且性趋向也是很平常的异性恋，（政治正确的）英语文学里，实在不需要他的故事。夸蒙赶紧悬崖勒马，改写纪实作品。果然，写灭绝水鸟的科普著作《渡渡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1996）一路畅销。《纽约时报》书评称赞他不但属于最好的科普作家，而且属于最好的作家。夸蒙自己则说，他的写作得益于学习福克纳那种将多股话题绞合一起的能力。不过，纪实作品写多了，难免将读者“报纸化”，有时解释过繁。当代纯文学小说通常很紧凑，两百页要抵雨果或狄更斯的五百页。其读者都是读了一就知道二的，最烦作者废话多。否则，怎么能读有时很隐晦的福克纳？
据夸蒙估计，残害人类的传染病，约有百分之六十来自动物。艾滋病大概是其中最著名的，从黑猩猩传到人类；近年出现的，则有蹂躏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从非洲传到美洲的由蚊子传播的西尼罗河病毒等；另外，所有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都是从动物传到人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到处开花，将野生动物逼得无路可走，只能与人类密切接触。它们携带的原来与人类无涉的细菌和病毒，也只得寻找新寄主。今后，势必会有新的细菌和病毒跨种传播，给从未接触过它们的人类带来新的疾病，甚至新的不治之症。
但这本书也不是“恐慌派”呜呜拉警报。下一次的新传染病，最可能是某种来自动物的病毒。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出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样全球死亡两千万人的大瘟疫，近乎不可能。病毒传染有它的内在制约。杀性太重的病毒传不多。人感染了几天就死了，病毒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寄主。能广泛传染的病毒，必须在人出现症状之前，已经潜伏很久，这样才能传染大量的接触者。但是，能在体内长期潜伏而不被人感到的，通常杀性不会很重。SARS是潜伏期短而杀性重的病毒。只要不再隐瞒疫情，各国都采取了隔离措施，SARS很快就控制住了，不再能大肆传染。
应对SARS，人类或许还得益于一点运气。SARS的全球传播途径，始于一位刘姓医生从广州去香港吃侄女的喜酒。他在旅馆发病呕吐。估计是旅馆清洁工用吸尘器打扫时，将病毒传到其他房间。同一旅馆的住客，将SARS带至新加坡和加拿大。被感染者去治病时，又将SARS传给当地的医生护士。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一旦开始隔离，虽然措施似乎宽松，但民众诚实守法，隔离很有效。而在原发地中国大陆，虽然有人因害怕被隔离而谎报行踪，但措施相对严厉，隔离也很有效。夸蒙猜想，如果SARS源起非洲或印度，感染人数会大大超过2003年的八千；死亡人数将远远不止2003年的774。
虽然规模如西班牙流感的大瘟疫不太可能再发生，如果随机地东冒一个，西冒一个，个案间似乎无联系，无理可讲，也会引起广泛紧张。毕竟，就算几率很低，如果不幸撞上，个人损失可以是百分之百。所以仍然要小心对待。这里，夸蒙多年来对SARS所做的亲身调查，值得我们参考。
在夸蒙看来，SARS其实也是贸易引起的。不过夸蒙的论述不在哈里森的《传染病》一书内，或许可作教授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广东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迷上了吃野味。穷人或许觉得他们发财了，应该很知足了。但富人间仍然要攀比。这在社会学上称作peckingorder——鸡群里公鸡们用尖嘴斗出来的尊卑秩序，这一现象在群居动物里广泛存在。吃稀罕野味就成了广东富人间比比谁的财更大、谁的气更粗的和平竞争。而且富人间的流行会为其他阶层仿效，广东一时间野味餐馆非常兴旺。“野味”两字的拼音，连夸蒙都学会了。
曾在SARS流行期间去广东调查的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告诉夸蒙，当时广东有很多野味市场。市场里各种笼子，装着家禽、野狗、果子狸等等，叠放在一起。上层笼子里，动物的体液和排泄物，淅淅沥沥流下来，洒到下层动物身上。于是，被某种蝙蝠咬了之后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就能很容易地将病毒传给其他动物，并直接或间接地传给从事野味生意的人。
SARS之后，广东野味市场被整顿。但是，上段所述状况，仍然可能存于其他省份。
即使不吃野味，家禽、家畜也能导致跨种传染。这次在华东出现的H7N9病毒，比卫生部通报早了几天，美国专家劳丽·加勒特就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公开报道，猜测病毒是由候鸟带进来的，再沿路传染给家禽。加勒特在1994年就写了《瘟疫将至：失衡世界的新生疾病》（The Coming Plague：Newly Emerging Diseasesina World Out of Balance）一书。这位普利策奖作者，是最早关注跨种传染的人之一。
我们人类需要吃肉，偶尔也会尝尝野味。但是，对生命要有敬畏之心。那位号召“君子远庖厨”的孟夫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和它们的基因，有太多太多的相通之处。你把它们关在小笼子里，肢体不得舒展，情绪始终恐慌，皮毛沾满污秽，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免疫系统。于是病毒大量繁殖，稍有变异，就可能跳到你身上，将你当作新寄主。
卫生、人道、干净地处置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这是SARS和其他跨种传染事件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如果人类虐杀它们，即使无力反抗，它们仍然要报复的。
SARS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信息要透明，要积极与国际合作。据夸蒙说，SARS病毒最先由中国内地的某医院分离出来。但是，国内当时将SARS统一报道为衣原体引起的“非典型性肺炎”（这一名称在医学上是错误的，国际上不用），他们不敢公布成果。结果是香港研究人员第一个将发现SARS病毒的消息通报全球，并为美国研究机构所肯定。如果当时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已有密切合作，治疗起来就更能对症下药。
与国际合作，不但有信息的交换，或许还有物质的资助。越南是被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的SARS“考试”模范生。他们与外界配合，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人力和器材援助，很快控制了传染。反面教训是台湾。台湾当时被排斥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要到2009年5月，才以观察者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台湾信息不足，过早撤销隔离，导致SARS二次重来。他们也不像越南那样，有法国赠送大量特殊口罩，连医务人员都一时拿不到有效的防护品。
从现在仍在传播中的这次H7N9病毒感染来看，对于第二条教训，国内有关机构比十年前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对第一条教训，如何提高国内家禽、家畜饲养、运输和宰杀等各环节的卫生状况，仍然有很多很多事要做。而这一条，是从源头上控制跨种传染的关键。
夸蒙说，《跨种传染》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更担忧，而是让读者更聪明。我们人类是不可能消灭病毒的。病毒的历史远比人类长久，我们人类从诞生第一天起，就与病毒相处。据估计，入侵过人体的病毒，在人类基因组里留下了十万DNA碎片，约占人类遗传物质的8％。既然还是要和病毒长期相处下去，而且病毒现在可以一瞬间登上飞机远传半个地球之外，了解一下《跨种传染》和贸易在传播《传染病》中的作用，真的很有好处。
《传染病》的作者为牛津大学医学史教授马克·哈里森。他在书中讨论了贸易如何将疾病从地球的一处传到另一处，比如由哥伦布开启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贸易，将旧大陆的麻疹、天花和伤寒等带到新大陆，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同时，新大陆的梅毒也反向传到旧大陆，后来又由欧洲商人带到中国和日本。但哈里森也讨论了事情的另一面：在没有防疫针和抗菌素的时代，各国对抗传染的唯一有效手段——隔离，如何被政府用作阻挡外国商品进口的壁垒。英文单词“隔离”quarantine，原意为意大利语“四十”，就来自意大利城市拉古萨（现在的克罗地亚港口杜布罗夫涅克）在1397年通过的一条法规。该法规授权当局可将外来船只最多隔离四十天，其间人货不准上岸，以防鼠疫进口。当然，如果船上装的是食物，四十天之后就只能扔海里了。哈里森甚至认为，SARS期间的隔离措施过于严厉，东南亚旅游业遭受了过度损失。
英美大学现在要讲“政治正确”，哈里森教授对宗教的影响浅浅略过。其实，欧洲人的隔离依据来自《圣经》。《旧约·利未纪》中，上帝谕示以色列人：如果皮肤长了可疑红瘢，祭司可以关他七天，以防麻风病传染。在天主教，《利未纪》中这部分被称作“净生法”（Law Regarding Legal Purity）。
另外，哈里森是医学史教授，他没有提到隔离可能带来的其他损失。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染上了肺病，医生要他避开英国的冬天，去暖和的意大利养病。但在意大利港口那不勒斯，因误传英国有霍乱，济慈搭乘的船被隔离了十天。济慈上岸后写信给友人，说这十天隔离是他最受病痛折磨的日子。不久，济慈在罗马去世，年仅25岁，正当其诗才喷薄的高峰。这是英语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无可弥补之损失。
另一本书《跨种传染》，作者戴维·夸蒙是位关注疾病传播的美国作家。这本书他写了12年，资料很丰富。夸蒙本是耶鲁大学英语系高材生，但他写了小说却找不到出版商。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自己是非女性之男人；又是非少数族裔之白人；而且出身非穷人之中产阶级，童年没有阴影；而且性趋向也是很平常的异性恋，（政治正确的）英语文学里，实在不需要他的故事。夸蒙赶紧悬崖勒马，改写纪实作品。果然，写灭绝水鸟的科普著作《渡渡鸟之歌》（The Song of the Dodo，1996）一路畅销。《纽约时报》书评称赞他不但属于最好的科普作家，而且属于最好的作家。夸蒙自己则说，他的写作得益于学习福克纳那种将多股话题绞合一起的能力。不过，纪实作品写多了，难免将读者“报纸化”，有时解释过繁。当代纯文学小说通常很紧凑，两百页要抵雨果或狄更斯的五百页。其读者都是读了一就知道二的，最烦作者废话多。否则，怎么能读有时很隐晦的福克纳？
据夸蒙估计，残害人类的传染病，约有百分之六十来自动物。艾滋病大概是其中最著名的，从黑猩猩传到人类；近年出现的，则有蹂躏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从非洲传到美洲的由蚊子传播的西尼罗河病毒等；另外，所有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都是从动物传到人类。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到处开花，将野生动物逼得无路可走，只能与人类密切接触。它们携带的原来与人类无涉的细菌和病毒，也只得寻找新寄主。今后，势必会有新的细菌和病毒跨种传播，给从未接触过它们的人类带来新的疾病，甚至新的不治之症。
但这本书也不是“恐慌派”呜呜拉警报。下一次的新传染病，最可能是某种来自动物的病毒。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出现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样全球死亡两千万人的大瘟疫，近乎不可能。病毒传染有它的内在制约。杀性太重的病毒传不多。人感染了几天就死了，病毒自己消灭了自己的寄主。能广泛传染的病毒，必须在人出现症状之前，已经潜伏很久，这样才能传染大量的接触者。但是，能在体内长期潜伏而不被人感到的，通常杀性不会很重。SARS是潜伏期短而杀性重的病毒。只要不再隐瞒疫情，各国都采取了隔离措施，SARS很快就控制住了，不再能大肆传染。
应对SARS，人类或许还得益于一点运气。SARS的全球传播途径，始于一位刘姓医生从广州去香港吃侄女的喜酒。他在旅馆发病呕吐。估计是旅馆清洁工用吸尘器打扫时，将病毒传到其他房间。同一旅馆的住客，将SARS带至新加坡和加拿大。被感染者去治病时，又将SARS传给当地的医生护士。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一旦开始隔离，虽然措施似乎宽松，但民众诚实守法，隔离很有效。而在原发地中国大陆，虽然有人因害怕被隔离而谎报行踪，但措施相对严厉，隔离也很有效。夸蒙猜想，如果SARS源起非洲或印度，感染人数会大大超过2003年的八千；死亡人数将远远不止2003年的774。
虽然规模如西班牙流感的大瘟疫不太可能再发生，如果随机地东冒一个，西冒一个，个案间似乎无联系，无理可讲，也会引起广泛紧张。毕竟，就算几率很低，如果不幸撞上，个人损失可以是百分之百。所以仍然要小心对待。这里，夸蒙多年来对SARS所做的亲身调查，值得我们参考。
在夸蒙看来，SARS其实也是贸易引起的。不过夸蒙的论述不在哈里森的《传染病》一书内，或许可作教授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广东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迷上了吃野味。穷人或许觉得他们发财了，应该很知足了。但富人间仍然要攀比。这在社会学上称作peckingorder——鸡群里公鸡们用尖嘴斗出来的尊卑秩序，这一现象在群居动物里广泛存在。吃稀罕野味就成了广东富人间比比谁的财更大、谁的气更粗的和平竞争。而且富人间的流行会为其他阶层仿效，广东一时间野味餐馆非常兴旺。“野味”两字的拼音，连夸蒙都学会了。
曾在SARS流行期间去广东调查的香港大学研究人员告诉夸蒙，当时广东有很多野味市场。市场里各种笼子，装着家禽、野狗、果子狸等等，叠放在一起。上层笼子里，动物的体液和排泄物，淅淅沥沥流下来，洒到下层动物身上。于是，被某种蝙蝠咬了之后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就能很容易地将病毒传给其他动物，并直接或间接地传给从事野味生意的人。
SARS之后，广东野味市场被整顿。但是，上段所述状况，仍然可能存于其他省份。
即使不吃野味，家禽、家畜也能导致跨种传染。这次在华东出现的H7N9病毒，比卫生部通报早了几天，美国专家劳丽·加勒特就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公开报道，猜测病毒是由候鸟带进来的，再沿路传染给家禽。加勒特在1994年就写了《瘟疫将至：失衡世界的新生疾病》（The Coming Plague：Newly Emerging Diseasesina World Out of Balance）一书。这位普利策奖作者，是最早关注跨种传染的人之一。
我们人类需要吃肉，偶尔也会尝尝野味。但是，对生命要有敬畏之心。那位号召“君子远庖厨”的孟夫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和它们的基因，有太多太多的相通之处。你把它们关在小笼子里，肢体不得舒展，情绪始终恐慌，皮毛沾满污秽，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免疫系统。于是病毒大量繁殖，稍有变异，就可能跳到你身上，将你当作新寄主。
卫生、人道、干净地处置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这是SARS和其他跨种传染事件教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如果人类虐杀它们，即使无力反抗，它们仍然要报复的。
SARS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信息要透明，要积极与国际合作。据夸蒙说，SARS病毒最先由中国内地的某医院分离出来。但是，国内当时将SARS统一报道为衣原体引起的“非典型性肺炎”（这一名称在医学上是错误的，国际上不用），他们不敢公布成果。结果是香港研究人员第一个将发现SARS病毒的消息通报全球，并为美国研究机构所肯定。如果当时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已有密切合作，治疗起来就更能对症下药。
与国际合作，不但有信息的交换，或许还有物质的资助。越南是被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的SARS“考试”模范生。他们与外界配合，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人力和器材援助，很快控制了传染。反面教训是台湾。台湾当时被排斥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要到2009年5月，才以观察者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台湾信息不足，过早撤销隔离，导致SARS二次重来。他们也不像越南那样，有法国赠送大量特殊口罩，连医务人员都一时拿不到有效的防护品。
从现在仍在传播中的这次H7N9病毒感染来看，对于第二条教训，国内有关机构比十年前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对第一条教训，如何提高国内家禽、家畜饲养、运输和宰杀等各环节的卫生状况，仍然有很多很多事要做。而这一条，是从源头上控制跨种传染的关键。
夸蒙说，《跨种传染》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更担忧，而是让读者更聪明。我们人类是不可能消灭病毒的。病毒的历史远比人类长久，我们人类从诞生第一天起，就与病毒相处。据估计，入侵过人体的病毒，在人类基因组里留下了十万DNA碎片，约占人类遗传物质的8％。既然还是要和病毒长期相处下去，而且病毒现在可以一瞬间登上飞机远传半个地球之外，了解一下《跨种传染》和贸易在传播《传染病》中的作用，真的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