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接到几个从外地打来的电话，知道年关来了，一年之内也打不上两个电话的朋友和故人，利用这个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浓重和隆重的节日相互作一番问好，让整日游走于办公室或机器旁边的心，童话般地活跃一下，那些只有孩子最能体会在额前的祝福和苦苦守候着的光临。
　　
　　是啊！要过年了，只是感觉很快，没什么特殊的。越来越淡的年味，越来越大的年龄，少了折腾的激情，多了平淡的味道，有时真的很烦过年。不过说回来了，一年到头，都挺忙的，也就趁这个时候感受一下亲情，释放一下压力，乐在忙中，喜在乱中。
　　
　　过年，美好的感觉，畅畅快快，在我来说，早已成了一个故事。大多数人，小的时候盼望过年，我也盼望过年，但过年的声声爆竹让我厌恶，我生性不愿听到这类的响声，这类噪音历来被我所不齿。当然不是所有的火药味我都不喜欢，记得在部队时的第一春节，利用销毁过期子弹和我当文书之便，跟营长在一起，连续打了几千发子弹，那种有节奏的响声，如音乐般遥撼人心，至今难忘。也就是那个春节，我第一次在异乡度过，还有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二哥陪伴我在昆明市除夕守岁。二哥作为家属被部队首长礼为上宾，在除夕的聚餐晚会上，作了《安心部队，努力学习》的即席发言，广大官兵倍受鼓舞，至今常常让我觉得那个春节真好，那个春节真快乐！
　　
　　结婚之前，因为多种原因，或值班或应酬，总是要到大年三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我成为双亲最牵挂的儿子，因此总是倍感负疚和羞愧。近几年，由于父亲的离去，母亲住在哪一家，我们几弟兄就在哪一家过年。最厌烦的是在饭店订一餐年夜饭，吃完就走，看似时髦，易地而处，却显现了过年的简单和乏味，感觉的是被人请客吃饭一般，没有年味，甚至是没有过年的温暖。当然，几弟兄的子女在一起打打闹闹，或哭或笑，多少还有一点天伦之乐；几弟兄往母亲碗里放菜，好像只有母亲多吃了，我们才有安心的感觉，但常常让母亲尴尬，因为在母亲的心里，无论是谁的心意，她都必须领，否则对不起几个让她又是打又是骂、费尽苦心、夏扇冬炉才成长起来的儿子。
　　
　　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千古情结，可是现在过年是一种包袱，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麻木的感觉，过年的意义在商业社会里被逐渐异化。因此，年味变了，甚至变得西化，那种原生态的东西少了，中国春节习俗如祭灶、扫尘、庙会、年画、守岁几乎丢失完了，那种深入人心灵的憧憬少了，而世俗的东西多了起来，负重的东西多了起来。过年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传统意义，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正以一种费力不讨好的方式存在。
　　
　　曾经，一到农历十二月，就把心情“嫁”给过年，那样的心绪一去不返。如今，过年这个节日也会在心里滚动，但找不到当年那份确切的定点，捏握不到那份期盼，调拨不出那份心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害怕过年了。过年只是离开工作岗位的短暂休息，而投入的是更多更复杂的心理忙碌。过年成了一部分人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送谁或送多少，收谁的或不该收谁的，颇费情商。觥筹交错，挥金如土，同样得不到一颗心的安稳，成了一些达官贵人的痼疾。过年已崭新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另一套文化，在将年味慢慢失去的同时，将“送”和“收”这份中国特色的文化发扬到极致，让中华儿女且喜且乐的同时，倍感又苦又累。但大多数同胞都亡命去体会和沉醉在这光辉的潜规则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广大疆域上，“送”和“收”成了国人咬文嚼字的甜蜜和苦涩，浓缩着生存的智慧和现实谋略，成了各行各业的公关总公演，导演了一幕幕人世的沧桑和辉煌。只因过年而起。
　　
　　有许多具体的人，不愿过年：
　　
　　一、狱中的囚犯不喜欢过年，当高墙外的鞭炮响起，他们承受了失去自由与亲人离别的痛苦。
　　
　　二、二奶不喜欢过年，当窗外的礼花闪耀，她们发现自己无论多么的绚丽与多情，她所依偎的人，还是要回到他自己的父母、老婆和儿女的身边居家守岁，而自己年轻漂亮被特别包装也只好回到自己的寒酸的父母身旁，对乡里乡亲显耀。
　　
　　三、好民工不喜欢过年，一到过年他们就担心拿不到工资回不了家，担心自己掏不出分给孩子们的压岁钱并且还担心交不上他们下学期的学杂费，还要经历南征北战的旅途劳累和受寒受冻。
　　
　　四、饭店服务员不喜欢过年，每年的除夕之夜都是他们服侍那些达官显贵们顺利地吃完他们的团圆饭，而自己却随便吃了一些米饭或饺子就上床睡觉了，哪有过年的感觉。诚然，想不想过年在于各自的心态，不是我在这里纸上谈兵所能界定。
　　
　　喜欢过年的人还是不少的。有抱着美好希望跟家人团聚的，有心怀鬼胎的，有贪官就过年大搞一笔的等等。
　　
　　孩子们喜欢过年，一到过年他们就放假了，可以睡懒觉，父母可以放宽他们的作息时间，看电视玩电脑。在外读书的小孩，就能见到他们酷别已久的父母了，就能吃上很多好吃的了，就能拿到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压岁钱了，就能睁开他们可爱的大眼睛，用他们单纯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无限美好的世界了。
　　
　　外国人的态度看中国人每年春节，上亿的中国人回家过年或是聚在某地过年，形成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迁徙，美国人在卫星上观察到这一现象，难以理解中国人这辛苦的差事，而全球华人都乐于这份看似辛苦的温馨中。外国友人看到中国人过年就想笑，到车站一看全跟逃荒似的。
　　
　　中国人的过年情结严重折射了人们情感与人格的双重支架。欣喜若狂地踏上回家的路，春节过后，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办公室、宿舍、车间与课堂。离开了懒散的日子，虽不饥饿，却又恢复了孤独、无趣的生活，只好在心理严重落差的状态中苦苦挣扎，在百无聊赖中继续盼望着下一次春节。
　　
　　现代散文家钟敬文在《岁尾年头随笔》里说：“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年岁的区分，它不过是遵循着一种法则在不息地运行。人类本着他的生活需要和认识能力，去给予它以一定的段落标志，既然有了这种标志，它就要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许多关涉。”
　　
　　走过多少年，走过青春，走过而立之年，春去冬来，一年又一年。竟然出现自己不再期盼、不再有热切过年的心情。不知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人们付加成分太多，还是自己长大了，还是自己感知多了，牵绊多了，不能愉快的因素多了，还是感觉迟钝了。
　　
　　当过年的味道渐渐远去之际，感觉是沉沉的，甚至是心里上“拒绝”过年。
　　
　　过年，感觉上只是我“回来”，我又“回去”。这份思绪不知嫁归何处，才切合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