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乐四重奏的演出，现在数不清多少场了，它带给人们音乐的享受的同时，我也有充实的成就感。每当我独自在自己的“清欢亭”琴室（兼书房）里，拿起35年前那把旧琴时，总有一种感慨激荡在心。
　　
　　这把琴是57元在郑州乐器厂买的。30多年前的57元钱，相当于父母一个人大半个月的工资。1974年我中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这也算是父母送给我下乡的礼物，我欢天喜地抱着它来到广阔天地。
　　
　　我接触小提琴是在上小学五年级，在亲戚家见到它就对它有极度的热爱。当时在郑州能找到的提琴老师有省歌舞团的也有郑州市豫剧团的，从上中学开始每到星期天我独自一人骑上刚刚能把脚够上脚蹬的“二八”自行车，向老师那里跑。
　　
　　那年月提琴练习曲很难找，《开赛》、《霍曼》等练习曲都是在老师那里练会后，征得同意，我拿回家又用五线谱纸一个音符一个章节地抄写下来。那像现在有复印机这么方便。买琴之前，我用的是校乐队的琴。下乡之前，我告别郑州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学校老师还琴辞行，音乐老师说有机会要上音乐学院深造，可惜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打碎了美好的愿望。
　　
　　1974年我们怀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雄心壮志，来到农村插队。我把小提琴也带到了这里。落户在许昌地区（现在是漯河地区）临颖县王岗公社纸坊大队第八生产队。有人说，干农活手要僵硬、粗糙，还能拉琴？我不已为然，农活要干，提琴也要拉。它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它。在生产队知青定的一天是8个工分，而我们年轻气盛，体力充沛，不惜劳力，干的都是10分的壮劳力的活。出粪、耙地、炕烟、收麦，样样不落后。闲暇时或者傍晚，我拉起小提琴，以排解肢体的劳累增添生活的乐趣。小提琴的声音在刚刚落日的夜幕下，趟过田野、走过村庄，畅想在辽阔的园野上，它的穿透力很强，几里以外的地方都能清楚地听到。我下乡的纸坊村是个大村庄，有个戏班子，每到农闲时种罢麦子收完秋，也就是每年的11月份，戏班子就活跃起来，他们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个大的并且象样的戏班子。我被戏班子看上，主弦找到我说：你的“扛琴”葫芦、声音好听，得给我们“搂搂”。（拉拉的意思）他们没有见过小提琴，看我是扛在肩膀上拉，而说是“扛琴”。我说：我不会豫剧的调呀。他们说，你一定得去，你那水平，听几遍就会了。
　　
　　一是农闲了，无事可做；二是有吃的，他们说，跟戏班子出去能吃好的；再者，我也想更多的了解农村的“八个样板戏”是个什么状况。我欣然挟琴加入戏班子，三辆大马车载着我们一帮子人说说笑笑出发了。农村的戏班子只能演样板戏的折子戏，演不了全戏。70年代的农村也没有音响灯具，用木版搭建的舞台两边挂两个大汽灯。每次演出观众都很多，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群众娱乐，全社会都在演、唱、学“八个样板戏”。戏班子来演出已是群众每年盼望的大事了。所以每到一处当地的公社或大队干部十分重视，老百姓也十分欢迎，都有个规矩，那就是杀一头猪。这在当时算是最高的待遇了。每顿饭都是大锅菜，里面有粉条、豆腐、大白菜和猪肉，再加上两个大个的“85”面白馍，那吃着真香呀。
　　
　　果然，两场戏下来，豫剧的几个调门：“流水”、“二八”、“急风”、“垛板”等我基本熟悉会拉了，而且越拉越熟练越和弦。尤其是演《红灯记》里李玉和上刑场那一段国际歌时，我用小提琴的低音拉出，效果十分好。由于我是知青，在戏班子里很显眼，再加上当时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见过小提琴这种乐器，我们的戏班子每到一处，都会引来更多的人，他们都在争着观看“扛琴”。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之后的几天里，大队部里塔起吊唁“大厅”，村里男女老少步履深重地一个个在毛主席像前鞠躬哀悼，这时我在耳房对着麦克风通过大喇叭传出了提琴拉奏的哀乐，人们顿时哭声一片，那音乐感染了所有人，压抑在眼中的泪水像开了闸的洪水，夺眶而出！
　　
　　这年11月我应征入伍，临走时，村民们给我带上大红花，戏班子主弦拉着我的手，眼里还侵着泪，我把自制的一个钢筋棍焊的谱架送给他做纪念。（2000年我和众知青回村访旧，得知主弦及戏班子的几个主角早已不在人世。没能再见主弦一面，令我十分的懊悔。）
　　
　　我还是抱着这把琴来到了部队。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在武汉军区独立师文工团担任乐队提琴演奏员兼四连文艺队队长。1978年因战事师以下文艺团队解散，我下连当文书参加全军备战。“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刻苦的战术训练、奔袭演练，膝盖和肘臂从流血到成茧，皮肉筋骨的磨练，使我彻底忘掉了提琴，成为一名随时准备参战的军人。当战争结束，慰问前线归来的战友时，一曲“我的祖国”猛然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打开琴盒心情激动地拿起提琴时，发现琴弦已断，无法续思。
　　
　　1980年复员回郑，我又捡起琴。经熟人介绍，我专程去武汉音乐学院拜访提琴教授，收益非浅，后又去开封师范学院收集到不少提琴演奏曲目。不是出于特别喜好，80年代的孩子一般都不去学习提琴了，而是抓紧时间学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了。时代在发生变化，进入90年代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学习各种乐器、绘画等技能的渐多起来，因为艺术类似乎更捷径进入大学殿堂。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已经为人们打开了通往各种类型的成材之路。现在学琴，书店里有各类成套的曲谱，乐器店里有各种档次的乐器，还有数不尽的音像资料供着，想怎么学都行。幸福的生活伴着幸福的学习，时代给我们这代人开的大“玩笑”再不会重演，再不会有任何阻挡你爱好的“国家大事”发生，剩下的只有刻苦不刻苦了。
　　
　　2005年我与原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弦乐首席戏剧般地结识，几个人志同道合组成了“弦乐四重奏团”。我们各自在不同单位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每周排练两次。都是当过兵的人，守时又具有吃苦精神，一年四季，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霜雪，我们的排练没有间断。
　　
　　本着宣传和普及高雅音乐、活跃人们音乐文化生活的宗旨，工作之余经常到机关、企业、学校和社区演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曲，为广大听众服务、同广大音乐爱好者交朋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封闭，别说弦乐四重奏这种形式不可能出现，世界经典音乐家如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等的优秀作品根本不允许演奏，当然人们也听不到。现在的中国已敞开博大的胸怀，各类艺术都是超越国界的都是我们欢迎的。一方面我们把本国的民族艺术推向世界，同时也学习和吸收所有其他民族的优秀艺术成果，为我所用。
　　
　　因四重奏需要，我又从小提琴改拉中提琴，花5700元买了把中提琴。在30年前，街面上的乐器店根本没有中提琴，中提琴也就是近10年左右才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国内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的众多乐器店还是见不到中提琴。改拉中提琴后，5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一次“改头换面”般的折磨，好在有小提琴的基础，中提琴在乐队撑起浓厚的中音“脊梁”，四重奏渐臻佳境。
　　
　　现在我们四重奏组合人员也有变动，但是我一直在组合里，一直担任中提琴手。我们排练和演奏的曲目，国外的作品占大多数。中国的作曲家少，写弦乐四重奏作品的更少。尽管一些西方古典的严肃音乐现在还不被更多的人们接受，尽管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形式还不被大家习惯，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欣赏能力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对细致入微音乐的需求，弦乐四重奏将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别致的享受，丰富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