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大楼身影下
2011-6-21 10:49:07 来源：黄章晋 我要评论（）
黄昏时分，斜阳照着安化楼，大楼的影子拖得长长的，罩住了老徐的身影。是回到小屋的时候了。
上午10点以后，老徐按时离开他8平方米的小屋，下楼来到安化楼与毗邻的铁路楼之间的空地。
小屋里有几盆绿萝和吊兰，是妻子去世后留下的。老徐不善于侍弄，有些已经凋残。有时心境矛盾：愧疚，却又想索性抛弃。
除了植物，小屋里没有鲜亮的颜色。墙壁靠天花板的部分，浸染着陈旧岁月的蜡黄，下半部分则稍显白净。妻子个子不够高，只刷了够得着的地方。
小屋里的生活总是这样，开了头却半途而废。比如和妻子商议的那个计划：离开这个小屋，离开这幢大楼，去郊区买个房子，养畜弄蔬，安度余年。但妻子去年突发脑溢血走了，把老徐留在了停摆的时光里。
空地上聚集了附近居民小区的老人，有人在玩扑克牌，争上游，赌注是一张牌一毛钱。下象棋的多是老头们，旁边看的一大堆，有时候下着下着就会吵起来。老徐觉得这样的胜负输赢很无聊。但他偶尔也下下。
老徐更想找人聊天，聊天内容主要来自他家里订的报纸和杂志。老徐说：“我的眼睛快要看瞎掉了。”
但接话者越来越少，邻居不买账，“他讲那些，都是报纸上犄角旮旯里一般人看不上眼的东西。”
老徐觉得，人们在背后议论他，因为他从不掩饰。“我不喜欢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喜欢私有制。这就是我的信仰。”当初搬进安化楼，原因之一是冲它“共产主义大楼”的显赫名号。
老徐不会像住在楼下的妇女，在雪天骂街：“地这么滑还不找人把雪扫了，非得摔死个人才好呢？每月交的卫生费都哪儿去了？”
对于身后日见破敝的大楼，老徐的感情要深刻得多。
老徐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他说：“怎么能说没有阶级了呢？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有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他又说：“我住的那栋楼，原来是公家的，人民大众的财产，可是后来的住户可以转租给别人，可以卖居住权，还到房管所去办手续。这什么意思啊？”
这些，是令老徐“始终睡不着觉”的问题。
医生束手无策，说这不是心理医生能解决的问题。他建议老徐“找搞理论的人多聊聊”。
但老徐不认识“搞理论”的人。
老徐住的“那栋楼”，因附近的安化寺而得名，位于北京市广渠门内大街14号。诞生之初，它还曾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公社大楼。
大楼落成的具体时间，已经莫衷一是，但有两点是清楚的：它是“大跃进”的产儿；刚盖起来，就遇上了“困难时期”。
1958年，借“大跃进”之东风，毛泽东提出在中国城乡建设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当年10月底，全国的人民公社达到2.6万多个。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
上级的指示是人民公社化，家务劳动社会化。围绕这两条，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金诚和同事们发挥了集体智慧。
“要让人们不为家务劳动操心，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必须有大食堂。”
“大人们都忙工作，得有托儿所专门照顾小孩。”
“人民公社经常开会，得有专门的会议室。”
“来了客人，得有地方住，楼里要修宾馆��”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买，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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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设计在国内外“史无前例”，金诚们心里也没谱，建议先搞一个三四层的综合楼做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但方案获得北京市一位领导激赏，试点改为在北京市四个区各盖一栋“公社大楼”，其中三幢大楼最终落成。
当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是成片的菜园子，菜园子再往南是一片乱葬岗。安化楼的落成，彻底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天际线。“站在楼顶就能看到天安门。”楼顶还装有当时北京城唯一的警报器。“演练的时候，那警报器一响，呵，全北京都听得见。”老住户王守恒说。安化楼建成后，他第一批住了进来，负责楼里的水暖工作。
安化楼高11层，层高三米，都是超常规格。大楼底部的墙比上层厚，是稳固的梯形结构。据说，公社大楼用的建筑材料，含有盖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楼面刷成洋红色，门前带着两个小花园，进门四根红色大柱子，每个柱子上四个壁灯，墙壁雪白，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每层走廊都悬着五盏明煌煌的吊灯。不知情的人路过，往里探探头，“都不敢进，以为是大机关”。
大楼的布局呈“U”型，一通到底的走廊分四段，靠东第一段是招待所，每层两个大食堂，此外包括托儿所、小卖部等公用房屋，九到十一层则是俱乐部和会议室，“将来要在这里开会、议事、跳舞。”
人们猜测，什么样的人能住进去。
王守恒说，这幢楼挑的是优秀人才。当时住进安化楼有一个规定，就是家庭个人平均收入不得低于30块钱。“你得交得起房钱。”被分配住进这楼里时，王守恒心里还有些不乐意，因为房租太贵，“一个月得交四五块。”
老徐时任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算个不小的干部，但他说住进大楼的都是住房困难户。他自己是拿房子换的。老徐当时住在花市一带的平房，晚上下班迟，回四合院得叫人起来开门，很麻烦。大楼这边离机床电器厂也近。权衡之下，老徐用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换了大楼8.7平方米的面积。
当时的老徐30多岁，已经有一个孩子。房间面积小，但老徐觉得值，“别人羡慕得很。北京没有高楼啊，高楼就是北京饭店。”老徐家毕竟是单间，大楼里多数的房间是两室不带厅的，分给两家合住，一家出入须经过另一家的房间。
老徐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国民党，开过战斗机，抓过肃反，又改行筹办机床电器厂，一个月只休息一天。在他看来，都是为了这一天，“工人住进了高楼大厦，人人平等了啊。”
在散文《九层大楼》中，史铁生这样记述当年他对大楼生活的遐想：
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搬进安化楼的人们，好比把手伸进了魔术师的帽子下面，什么也没摸到。
老徐说，公社大楼生不逢时，上级曾想改作他用。做办公楼、旅馆、招待所什么的，但都不行。公社大楼的设计太独特了，不好改。“成了个四不像。拖了一年的时间，就一直空在这儿。”
老徐带进安化楼最大件的家具是一张床，床板用几排约半米长的碎木条拼成。一家三口，儿子还不大，8.7平方米的房间，勉强住得下。后来又添了两个儿子，只好住到姥姥家。
设想中的宾馆和每层楼的小卖部没有开张，宾馆充作了普通住房。托儿所无从办起。
大楼只能用九层，上面两层设计的俱乐部和会议室从未派上用场。1964年前后，房管所租给了伍华医疗器械厂办夜校。“原来说是当会议室啊，开大会啊，大家跳舞啊。”老徐说。
大楼比别处好的是有暖气和电梯。电梯是用手摇发电的，动静很大，引得远近的人来参观。但三层以下电梯不停。
“以前我们这儿有病人，打着吊针，抬着，也只能从楼梯上下来。我们跑了三趟，前年才改过来了。”老徐说。
住宅设计里没有家庭厨房，吃饭成了大问题。老徐和别的人家一样，在门口摆了个煤炉子，生火做饭。每到饭点，整个楼道的上半层悬停着浓重的烟雾，形成明显的分界线。人们弓背而行，“和地铁里讲的逃生方法一样”。雪白的墙壁很快变得乌黑。
有了煤气灶后，房管所在每层两头各腾出一个房间，用作厨房。后来，一层楼两个厨房不够用，中间的大厅也改成了厨房。
各家吃饭烧水都在一块。“比如这一层有十户人家，就有十个灶台。厨房里很热闹，谁都知道今天中午他家吃什么东西。一直延续到现在。”
住户们轮流值日打扫厨房卫生，值日牌挂在灶台上方。每到周末大扫除，“每户出一人，冲洗、清洁地面。”
“这楼叫世界大楼，你随便进去，哪儿都能穿。”老徐说。一条大走廊，家家的房门朝着走廊开，像是办公室，没有对面不相识的情形。大走廊也是孩子们从小的游戏场，堆积的白菜、煤球、废旧家具，成了他们捉迷藏抓特务的天然掩体。
老徐家的面积虽小，但装有专用电话，身份是厂长，邻居碰头都会问个好。老徐上班忙，平时不苟言笑，但大扫除会带头，“当个干部，说话做事不合身份，会有人报告到单位去。”
大楼里的平静时光为期不长。
去年，老徐的妻子去世后，儿子对他说：“爸，妈走了，在我心灵当中，我感觉不到有什么父爱。”
老徐回答：“你这话说得很正确。在那个时代里面，我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请你原谅吧。”
老徐在厂里被打为“走资派”，每天站台批斗。人们在他周围烧了一圈火，烤得他全身淌汗。有一次，一个人踢了他留有子弹的胯骨一脚，他“血管爆裂”，一下趴在地上，磕掉了两颗牙齿。游街是家常便饭，楼里的小孩跟在他后面看热闹，邻居与他擦身而过，像回避一种疾病。
五层有一个电机厂的工人，是“黑五类子女”，跳楼死了。老徐记忆里，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同样从这栋楼跳下去的，还有一个姑娘。
老徐的大儿子当时在崇文小学念书，因为有一个“走资派”的父亲，在校常被同学打骂。一天遭受欺负之后，他回到家，找不到一个家人。伤心之下，他在大床上结束了自己12岁的生命。
老徐获准从牛棚赶回，孩子已经昏迷。老徐抱着儿子下楼，拦了一辆大公交，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死在手术室里，公安拿走了尸体，让老徐签字。老徐没敢提出保留骨灰。
这无疑是老徐一生中最重的受挫。
老徐陷入恍惚之中。“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原来跟日本人打，跟国民党打，跟美国人打。到头了，自己人跟我打。”
1938年，老徐还是一个叫金明的13岁少年，家住江苏无锡农村。鬼子来了，老徐的姐姐被强暴，当晚上吊自杀。
金明放牛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反复几次聊天之后，金明跟他走了，获得一个新名字：徐钦敏，成了新四军通信员。后来是勤务兵、侦察兵。
老徐跟随部队“赶走了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在河北澧县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老徐没有制止，还得带头喊口号。因家贫没读过一天书的老徐，这时已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农民打死地主是阶级斗争，这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老徐进入空军，学开战斗机。在1950年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老徐和战友们协助苏联飞机保护鸭绿江大桥。在小屋的墙上，还挂着一张老徐穿空军制服的相片，照片上的人英俊干练。
1957年，老徐所属部队被认为“右倾”，精简50%，他到了崇文区肃反办公室。一年多后，又被派到北京机床电器厂当领导。在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当时，机床电器厂的地位十分重要。老徐虽然一个月只休息一天，但“从无怨言，只想奔着共产主义干”。
老徐感到，“文革”是要推倒从前的一切。有几年时光，老徐成了楼里没有名字的人。有次老徐在楼道里碰见一只老鼠，正要跺脚吓跑它，突然意兴索然—他想到了一个成语“无名鼠辈”。
大楼设计完美新生活时，没考虑会有老鼠。公共厨房使老鼠麋集。老鼠咬断电线，撕破暖气管的保暖泡沫，一直使老王头疼。一直到封闭楼内垃圾通道，鼠患才缓解。
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又被人叫做“厂长”。
他再次成为楼里的带头人，家里有了大楼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邻居们都来蹭着看，小屋里挤了一床一地；买彩电也在大多数人之先。
80年代中期，老徐还代表厂里，多次到国外考察，直观接触了资本主义。
“在法国巴黎，路上的小车像蚂蚁一样，红的绿的白的，看得人羡慕。”那时候的北京，小车还稀罕。老徐所在的厂里有两辆吉普，只有他和另外两个领导能坐。
“我看到路边堆着很多旧家具，导游说那都是一些人家里用不了的东西，谁需要谁就去拿。”这让老徐匪夷所思又不得不服。他产生了疑惑，“共产主义讲的，不也就是各取所需吗？”
老徐发现身边的世界在变。大楼里的下一代长大了，有人出门练摊，有大发有小发的。最发达的是到潘家园卖古董，后来买了一幢楼。
老徐眼见一个叫狗子的孤儿，跟着姐姐长大的，最先靠给楼里的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从石景山贩水果，再后来辞职买车跑运输，自己开了运输公司，在寸土寸金的西单买了房，搬离了安化楼。
老徐曾对狗子说，“你99%比我差，1%比我好，会捞钱。”
老徐是80年代后期退休的。退休以后他发现，自己错过了机遇。“文革”以前当干部不好“捞”，顶多出差时在路边多买些发票，老徐不会干这样的事。80年代中期出国考察，他节约下3万美金的包干费用，退给了工业局。厂里盖了职工宿舍楼，老徐考虑到自己是工业局的干部，房子可以在局里解决，没有参与分房评分。
几年等待之后，工业局分给他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老徐出了2万块买下给了大儿子。以后大儿子结婚买房，老徐拿出十几万积蓄。小儿子夫妇至今仍住在从单位租来的房子里。眼下孙女在加拿大留学，老徐每月的退休金都打给她，自己只留500。
但老徐又说，再来一次，他仍然会放过“捞”的机会。
退休之后，专用电话撤去了，家庭电话普及。起初价格很高，老徐装的时候已经比较便宜，却逗他生气，觉得电信公司在欺诈。
装电话的同时，大楼里也兴起装修潮。王守恒家是楼里第一批装修的，10年后看来仍旧舒适大方。王守恒得意的是进行了优化又未破坏房屋结构，“很多人家都上我这儿看模子。”
王守恒的房子从最初5楼一间北房，换到一间南房，再到换成如今八楼的两间南房，面积50多平方米，是“楼里最好标准的”。这多少有赖于他的管理者身份。10年前，王守恒从房管局包下了安化楼附近片区的供水和供暖，成为一家水暖公司的经理。
老徐的小屋一味破敝。窗玻璃裂了缝，需要用几块旧纸板遮住挡风，地砖失去了颜色。唯一的变化是妻子自己粉刷的半截墙壁。
走廊里堆满了废旧的家具和电器，落满尘埃。墙上的一口时钟十多年前停掉了，此前那里是毛泽东像。这里成了全楼时光走得最慢的角落。
但在妻子手里，小屋似在抽枝发芽。一盆盆的绿萝、吊兰和紫荆从冒头到绽放，妻子似乎善于唤出它们隐藏着的灵魂。
她更长于养育动物。在楼道里，妻子曾用母鸡孵野鸭蛋，野鸭在楼里走来走去，引起居委会上门干涉。她为老徐养过一只公鸡“咕哒”，老徐出门，“咕哒”就会跳到他肩上，一起去散步。“咕哒”每天打鸣，邻居们不胜其扰，妻子又坚决不肯宰吃，只好送走了事。
老徐是妻子豢养事业的终结者。鸡鸭被禁之后，剩下一只通人性的家猫。“你指着让它跪在哪，它一直到你指示才起来。”但它后来又生了两只小猫，常抓坏沙发，老徐强行将它们送给了龙潭湖卖猫的。妻子流着泪回顾，老徐拉着她转身的时候，看见那只猫的眼角也流下一滴眼泪。
妻子去世后，老徐想到了这滴猫的眼泪，心里一热。他想起了“文革”批斗会上的情景，老徐脖子上挂着打叉的牌子，被人拳打脚踢，妻子突然从不起眼的角落跳上台来，大呼“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台上一时沉寂，老徐垂着头，只看见妻子瘦小的双腿，和一大群粗壮腿脚的对峙，热泪滚烫地砸到脚背上。
妻子死于突发脑溢血，打120之后来的医生却只顾检查心脏，后来送到医院，又在走廊上等做CT，就在等待中去世了。这让老徐心里堵得慌。
心里堵得慌的时候越来越多。去对面不远的家乐福超市买支牙刷，他都会觉得不开心。“就买支牙刷，我要兜好几圈才能找到。都说以人为本，为什么就不能设计合理一点？”
老徐手里建起来的机床电器厂，如今转制成了私企，公司有时还邀请老徐几位老领导回去看看。老徐也会应个景，但心里不是滋味。“其实跟你没关系了。”
最近，居委会按照北京市对离休老干部的统一政策，给老徐免费安装“小帮手”呼叫机，却被老徐拒绝。老徐气的是要收1月15块钱服务费。街道发了一部老人电话机，也撂在柜子上。儿子和妻子去世的经历让老徐觉得，这些都靠不住。
妻子去世一周年前后，老徐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要求自己死后，儿子将他的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儿子将遗书撕了个稀巴烂。
老徐常想念曾经的战友们。在南京跟国民党打仗，正值大热天，战友上午倒下，下午就生蛆了。还有被关在渣滓洞的同志，他们签个字悔过就能出来。可他们宁愿去死，因为信仰。
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老徐说他都看见了。但他觉得，共产主义还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邻居劝他：“你别瞎说，你做梦！”也有人说：“你还没有醒过来吧？”
大楼老去了。
公交站牌上，它恢复了“安化楼”的本色称呼。杂乱不堪的过道，满布灰尘的楼梯扶手，油腻不堪的公共厨房，空荡的门厅，拥挤的地下室。什么人都能进来，却没有了好奇的参观者—它像是在这个时代逗留过久的外人，格格不入。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安化楼里的居民发现这栋楼完全不适合居住。“不方便”是命门。
公共厨房里没有暖气，冬天寒冷，去厨房做饭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做好后马上就得端回屋里。碰到水龙头漏水，瞬间厨房地上就结了冰，得踩着踏板进去。夏天酷热，人的汗水淌进炒锅，不搁盐菜也咸咸的。
住在老徐隔壁的秋兰80年代进楼，轮班值日制度已不存在。厨房的地面很少有人张罗打扫了，夏天进去做饭，地上的油渍能粘住拖鞋。蟑螂多得恐怖，秋兰曾和几个邻居凑钱买杀蟑螂药，洒药后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处都是翻着肚皮蹬腿挣扎的蟑螂，火烧过后有一簸箕。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拉走了一百多车垃圾。
“楼道战争”让人闹心。大扫除的时候某家没出人手；按人头分摊电费哪一户少报了人头；晾衣绳不够用；卫生间多家混用，有人不讲卫生弄出了臭味��件件是导火索。
楼道里黑洞洞的，进来时眼睛要适应半天。刚搬进大楼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师傅挨家挨户检查，换灯泡水龙头。现在整条走廊只剩下一两颗电灯。
偷盗应运而生。在厨房做着饭，回屋里拿瓶酱油，回来锅没了。坐壶水丢了水壶。“我们家丢了好几个锅，”秋兰说，“还有人偷用煤气。”
老徐曾撞见别人在他的煤气灶上做饭。对方很尴尬，说自家煤气灶恰巧坏了。
偷盗的起因，是大楼里住户日杂。有些人自己搬出去住，却不放弃楼里的公房，转租给了别人。反正房租便宜，眼下不过一月一百多元，转手却是十倍的租金。目前，安化楼里约有三分之一的住户是二道租客。地下室被房管所整体承包出去，对外出租。
最让老徐不解的，是一些租户把公房私卖出去，双方还到房管所找人办理过户。交2万元手续费，只说转让出租权，手续费不入账，实际上房子卖了几十万元。老徐觉得这对住户是挺有好处的，买的人也不觉得贵，因为比商品房便宜些，算是两厢情愿。但道理说不通。
老徐的道理没人爱听，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是拆迁。
在大部分地段已经拆迁改造的广渠门内大街上，安化楼的身形有些落单。人们都在合计，以北京寸土寸金的行情，安化楼怎么也得拆个两三万元一平方米。
问题是大楼体量大，住户众多，远超过一般老式居民楼的安置。由于是公房，居户不能拿钱走人。安置以后，个人也不能拥有产权，只是继续租住。当时一起建造的三幢“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已不复存在，福绥境大楼2005年起开始拆迁，至今仍未落局，即因住户安置困难。
老徐也觉得大楼该拆，最好能按公摊面积补偿。妻子生前隐居乡下的计划，也来自于拆迁的设想。可是他觉得这楼不大可能拆迁，不相信自己晚年会还有什么转机。
黄昏时分，斜阳照着安化楼，大楼的影子拖得长长的，罩住了老徐的身影。是回到小屋的时候了。随便热点饭吃，唯一不能错过的事是看新闻联播。不看新闻，老徐心里就不安，觉得自己“一直在受骗”。
问他受了谁的骗，老徐想了半天，轻声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