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尤凤伟的小说原著《生存》相比，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有了更多的荒诞成分，有时候夸张、荒诞不一定就是好，因为它破坏了真实感，很容易误导并降低观众的严肃反思。尽管如此，这部黑白片还是足以引起我们关于民族性以及生存与死亡、政权与人民等深刻问题的思索。在看这个影片之前，我曾读过风行的“四不像”小说《狼图腾》，所以在看完《鬼子来了》之后，我脑子里徘徊不去的老是“羊性”和“狼性”这两个词，我知道用“羊性”来概括中国的民族性还是简单了点，民族性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漫长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从鲁迅的关于“看客”和“人血馒头”的隐喻到《狼图腾》直截了当的断言，我觉得都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卑微的民族提供了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鬼子来了》也是如此，它是姜文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对民族性的一次拷问，荒诞而不是滑向喜剧，最终以日本军队在军乐声中疯狂地对挂甲台屠村，以幸存的马大三因为复仇而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死刑、恰恰又死在他不愿意下手杀害的日本俘虏手里的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向来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似乎有着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孙中山说这是“一盘散沙”，马克思说这是“一袋马铃薯”，正是这样的“广土众民”构成了中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的基础，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甚至更早的权力纷争），一次次改朝换代都没有触动这个根本，多少次“胡人南下而牧马”也不曾改变什么，无论是蒙古铁骑还是满洲人的弯弓都曾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片辽阔的大地，其中也有反抗、甚至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历史惨剧，但是更多的是顺从、是屈服，给汉人做顺民、做臣民还是给异族做顺民、做臣民，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差异，重要的是生存，是“好死不如懒活着”，肉体的存在高于一切几乎已内化为一种本能，所以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有之很快也会流变为低级的迷信，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不具备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维度。对这样的民族而言，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做顺民是多么的顺理成章（当然，其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踏上了抗日之路也是正常的）。
　　
　　对强权、对武力的恐惧和屈从是一个“羊性”十足的民族的常态，当我们感叹皇权总是如此稳固、人肉的宴席总是如此丰盛，我们总是像一头羊一样免不了“刀俎之间”的命运时，往往不是血脉偾张，从而起而掀掉这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毁坏流水的宴席，去寻找人的尊严和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是正好相反，我们对专制、压迫和奴役充满了仇视，却不是要改变这样的格局，而是羡慕、膜拜那顶血泊中浮起的皇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之类的中国式豪言壮语不绝于耳，那就是从顺民滑向暴民，铤而走险，揭竿为旗，斩木成兵，在冷兵器时代曾一次次颠倒了显赫一时的王朝，可惜始终没有改变王权专制本身，成者为刘邦、朱元璋，败者为陈胜、吴广，为张角、为黄巢、为李自成、为洪秀全，无论成耶败耶，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如出一辙。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当然是做顺民，暴民是非常态，顺民才是常态，所以一部二十五史常常是那么沉闷，要么就是等到王朝衰微时的山呼海啸，目的还是要重建一个顺民秩序、暂时做稳奴隶的差序格局。一切都是为了生存，也归结于生存，只有肉体生命的一元，没有精神生命可言，这是“羊性”民族的本质特征。有人说这是缺乏宗教所致，反过来说，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一种民族心理阻碍了宗教的发育或引入，即使佛教到了中国，也迅速沦为谋取世俗富贵功利的道具，在这块“成王败寇”的土地上，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习惯了仰望权势、敬畏强者、崇拜胜利者，只有渗透了骨子里的成败观念，缺乏最简单的是非观。哪怕外敌入境，只要能在刺刀、枪口下暂时做稳奴隶，继续自己的顺民生涯，绝大多数人都会像挂甲台的村民那样。
　　
　　也该马大三倒霉，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情还要点灯，他在枪口下接受了看押两个俘虏的任务，从此改变了他本人、乃至全村人的命运。他们的所有表现对一个“羊”性民族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马大三一面怕抗日队伍，一面担心炮楼上的日军，在日军眼皮看押两个活人面临的艰巨可想而知，对方只是用枪顶着他的额头留下了“一样不能少一个不能丢”的交代，但他只能撒个谎说对方抛下的是“要全村人的命”这样的狠话，将这副担子由村民们共同承担，群策群力，而不是独自去面对这一风险莫测的“飞来之祸”。在粮食奇缺、自身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要养活两个敌人的俘虏，更是让马大三忧心忡忡。可是当送俘虏来的“我”一方食言不来带走，而是让他们就地处死俘虏时，全村上下老少爷们竟无一人敢下手，其中有胆怯、害怕的因素，更有迷信过年过节杀人不吉利等复杂的原因，最后抽签，这个任务落到了马大三身上，他因为情人怀孕，怕杀人不吉利，又带着种种复杂心理，还是下不了手。最后连外面请来的老刀斧手也失手了。两个俘虏由此生存了下来。全村人却因此而向毁灭之路滑去。这个故事的曲折、起伏本身就是活生生地呈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俘虏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截然不同的态度，两个俘虏一个是日本军曹、一个是中国的翻译，他们自被俘虏到了挂甲台以来，日本人就是一味求死，决心效忠天皇，不愿屈服、苟活，所以绝食、撞柱子、拒不合作。中国的翻译则一心求活，一再地讨好马大山他们。日本人求死心切，想学习几句最能侮辱中国人的汉语，以刺激马大三他们，早日处死他，而翻译教他的那些话却正好相反。他的一脸凶相与他半生不熟的汉语所唱出的恭顺、奴颜正好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连马大三都是将信将疑，觉得不对劲。两个人面对生存的不同反应让人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也看到了人性的不同侧面。
　　
　　按照《狼图腾》的说法，日本是个岛国，自古就是一个海洋民族，在民族性格上属于“海洋狼”，虽然学习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一千年毫无起色，一旦在明治维新之后与西方的“海洋狼”文明一相遇，短短数十年就在亚洲腾飞起来，乃至横冲直撞，迅速走上侵略东亚各国的道路。原因在于日本民族与西方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差异，“狼”的天性当中有其凶残的一面，也有进取、创造的一面。一家之言诚然不是定论，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未尝不是给我们这个老大民族提供了一次反思民族性格的契机。《鬼子来了》的电影语言是夸张的，但对民族心理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准确的。
　　
　　二
　　
　　日本军官口袋里已经放着天皇的停战诏书，送粮食到挂甲台时并没有预先想到大开杀戒，然而在军民联欢、酒酣耳热之际，大家纷纷唱歌吟曲助兴时，“大哥大嫂新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俘虏花屋小三郎的几句中国歌一下子激怒了日本人，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鬼子”，杀机由此开启。他们的“鬼子”就是民族性格中的“狼性”，是不容亵渎民族尊严的强烈的荣誉感，虽然战败了，但花屋小三郎唱出的中国歌还是让日本军官深感屈辱，日本民族性格中凶残的这一面瞬间凸现，迅雷不及掩耳。
　　
　　我们的心中也有“鬼子”，这个“鬼子”在普通民众这里就是窝囊、是说不出滋味的顺民意识，电影中有两个我印象很深的镜头，日占时期十字街头上说大书的词都是现编的，极尽对“日本皇军”的献媚，一转眼日本投降了，大书的内容马上变成了歌颂“国军”英明伟大的词。是的，民众要生存，为了生存就“与时俱进”，不问是非、只论成败的“生存万岁论”难道不也是我们心中的“鬼子”吗？粮食即将到手，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的村民面临了杀身之祸，一切为了生存，生存高于一切，最后却以生存的丧失为代价，不亦悲乎。
　　
　　我们心中有“鬼子”，这个“鬼子”在权力者那里、在专制政权那里就是没有天理、人情，更无法律可言，成王败寇，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恃强凌弱，视人民如草芥，哪怕是战胜国，还是媚外。挂甲台屠村，马大三因为去接情人而幸免，一个连俘虏也不敢杀、不忍杀的老实农民，最终愤怒了，他向已身入战俘营的鬼子举起了复仇的斧子。国民党政府在电影中第一次登场，是杀了给日本人做翻译董汉臣，因为他“罪不可赦”。第二次就是要判处马大三死刑，具有荒诞意味的是当初马大三不愿杀害的日本俘虏花屋小三郎却受命结束了他的生命。而这一切都是政权以冠冕堂皇的合法理由进行的，是可以安排的，以显示其公正、高大。
　　
　　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太多有意识的片面误导，以为面对日本鬼子，我们要么就是做英雄，来一个杀一个，如此这般的痛快淋漓；要么就是做汉奸，诚惶诚恐马上摇首乞怜。其实，这两种选择都只是小部分人，以为黑白是那样分明，在抗日英雄和汉奸之间没有中间道路。这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鬼子”，我们想不到更多的人就是像挂甲台村民那样，是超越于简单的二分式之间的。
　　
　　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驱除不去的“鬼子”，当马大三被处死时，现场依然是那样热闹，围观的“看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除了成为“看客”们茶余饭后一时的谈资，马大三的死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响，人们很快便会忘记了这档子事。一个民族就这样苟且偷生，在“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之间晃荡了几千年，鲁迅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
　　
　　三
　　
　　无论是面对专制压迫还是外敌入侵时，也许你都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我们的民族并不是那么窝囊，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其中不乏拍案而起的愤怒，长歌当哭的生命情怀，有血性的反抗，有舍生取义、至死无悔的选择。是的，一部二十五史并不乏慨当以慷的英雄，不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志士，抗日战争时期也有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人与事载入了史册。乃至在极权高压的无边黑暗中我们还拥有林昭这样蔑视死亡的思想者、行动者。但是仅有这些英雄、志士改变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鬼子来了》讲述的不是抗日英雄的故事，它之所以和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电影有着那么强烈的反差，同样的黑白片、同样是以华北的抗战为背景，但它们所阐述的文化内涵却是完成不同的。我相信《地道战》之类也不尽是虚构的，抗战也是事实，《鬼子来了》呈现的是另一面，是更多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文化心理，我们由此看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同样是真实的。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一条新闻，20名阿富汗妇女愿意用生命去换3名协助阿富汗大选的联合国人质。在这20名妇女中有记者，也有官员，还有一名阿富汗女将军，更多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们都毅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替换被号称“穆斯林军”的绑匪绑架的人质，她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充斥着恐怖和威胁，成为叛乱分子的天下，不希望阿富汗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我妻子看到这则消息，对20名阿富汗女性的作为深为钦佩，禁不住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感慨中华民族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我当即反驳说，中国不是也有秋瑾、有林昭、有李九莲这样舍生取义的女性吗？她的回答是：“那都是个别的、单独的、孤立的，不是群体性的，并不具备民族性。”她的话一时让我无言以对。
　　
　　我由此想起了百年前的“鉴湖女侠”秋瑾，1905年底，秋瑾从日本回国前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和谭嗣同所说的“各国变法都有人流血，独吾国没有，此变法之所以不成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完全可以前后辉映，同样的光照千古。不到两年，她在故乡绍兴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慷慨就义。然而她怀抱必死的决心投身光复事业也好，赴义时的从容也好，都只是个别的壮举，是一个特例，对国民性没有什么整体的改变，与阿富汗民族在关键时刻一下子站出20个妇女不一样。或许这也是中华民族始终在现代化的门槛外徘徊、在不死不活中苟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不光是“女界之羞”，男性同样好不到哪里去，沈荩、史坚如、吴樾……都只能算是单个的英雄。鲁迅说，我们向来缺少单身鏖战的武人，其实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惯于单打独斗的，要么就是臣服在某一个权威之下，以丧失自己的人格独立为代价，群体性的成为驯服工具，做螺丝钉，惟独缺乏独立人格、有自尊的群体献身的壮举。20个阿富汗妇女的凛然选择就让我们无地自容。
　　
　　我想起了三十六年前的龙华，36岁的北大才女林昭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无声无息，在一个喊“万岁”已成为习惯的民族，人们除了会仰望太阳，还会有几个人把目光投向一个微不足道、被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小女子林昭呢？如果不是南京记者胡杰以常人不敢轻易想象的代价拍出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记录片，让林昭在经历了三十六年的轮回后再度“复活”，在所有观众的心中，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复活，林昭早已被遗忘得差不多了。当她被虐杀时，天下之大却几乎没有人理解她的思想，本民族最优秀的大脑几乎都停止了思考，即使顾准也并没有超越意识形态的藩篱，曾冒死去狱中探视林昭的北大同学张元勋同情她的遭遇、佩服她的才华、勇气和风骨，却未必能达到她的认识层次，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就已明确地、毫不含糊的提出反对极权和极权主义的说法，并超前地思考了在一个流血太多的民族能否以较为文明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这样深刻的问题。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她的这些思想极大地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三十六年的时光不算短，老实说，林昭生身的这个民族并没有太大的长进。当年林昭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她是孤独的、孤立的，她如同凤凰立于密密麻麻的鸡群中，她被烈火焚烧的命运已经注定。这不仅是由于林昭的超前造成的，缺乏超越于世俗层面的生命寄托、生命情怀、生命追求是造成一个民族整体性卑微、庸俗的根本原因，林昭是有宗教信仰的，她的背后有天国，或许正是这一点支撑着她最终超越了那个黑暗无边的年代。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重要的不是一两个、乃至更多特立独行的英雄站出来，而是普通人成群的站出来，英雄是很难效法的，普通人的作为才可以效仿，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在伊拉克发生了那么多人质绑架事件，未见本国有普通人集体站出来谴责，更不必说以生命去换。由此来看，阿富汗这个民族是有救的，有希望的，相比之下，在萨达姆的强权下苟延残喘了二十七年的伊拉克则前途渺茫，不容乐观。即使给予伊拉克人民主、自由，他们也无能享受。与20名阿富汗妇女相比照，中华民族那种“好死不如懒活着”、把肉体生命的存在当作第一位的生死观就显示出了其渺小、可怜的一面，所以我们尽可以有秋瑾、有林昭、有张志新、有李九莲……但我们民族不太可能出现几十个普通妇女同时挺身而出的壮举，当然也不可能有成群的男人作出同样的选择。鲁迅指出的“改造国民性”迄今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题目，在“羊性”中融入某些“狼性”，从“文明羊”向“文明狼”靠拢，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要改变民族性格中的缺陷，提升到一个新的精神层次，首先就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鬼子”，《鬼子来了》依稀照出了这些“鬼子”的影子。